我的教學、研究、行醫和著作的人生經歷

作者林靜竹

我出生於台中近郊的潭子鄉下，我的學生時代從小學到大學可以說一帆風順。小學都是班上第一名，考入台中一中初中部，畢業時全年第九名保送直升高中。高中畢業時全年第一名，保送台灣大學醫學院。在台大每學年都是班上名列前茅(Top 5%)，得到免學費及書卷獎。台大醫科畢業時全班第四名，順利進入台大婦產科當住院醫師。當時住院醫師的升遷採用金字塔制度(Pyramidal System) 逐年減少人數，第一年7人，第二年5人，第三年3人，總住院醫師只留1人。離開台大的同僚有的轉到地方醫院，大部份走出國進修的路程。我很幸運留任1965年的總住院醫師，一年後升任主治醫師兼任台大醫學院講師。

更幸運的是我以後教學研究的兩個場所，台大醫學院及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都是第一流的醫學中心，有優質的醫學生，一流的研究設備，優秀的老師和同僚，不論我的學習或是我的施教都有好的成果。本文就想依我從業的先後順序，敘述一些比較不尋常，記憶猶新的經歷。

先從台大婦產科住院醫師的工作與學習說起。第一年，第二年住醫屬低年級，第三年住醫和總住院醫師屬高年級，整個團隊都是當年同甘共苦的伙伴。同年次的住醫輪流到不同的工作單位，如：產房、開刀房、門診部、產科病房及癌症鐳療。不同級的住醫有一定的教育督導，責任層次分明，也就是上司管下司，鋤頭管畚箕，上命下遵，井然有序。因為住院醫師們的日夜相隨，臨床經驗的獲得由上級住醫而來的比來自教授們的教導要多。口述的知識和一刀一針的學習最具效力。這些同甘共苦的經驗，大家培養出很深厚的感情。尤其是1965年我擔任總住院醫師，每天都在教導低年級住醫使用產鉗或吸引器助產，作剖腹生產，產科急診急救或處理子宮外孕破裂大出血的病例。當時台大醫院尚無血庫的設備，往往召喚賣血的青年(俗稱血牛) ，直接輸血給因失血過多而休克的病患。只要O型血型，陰性梅毒血清反應就算合格。緊急手術常為子宮切除的大手術。低年級的住醫經過短暫的急診處理考驗，大家學得很快，熟能生巧，多能善盡職責，充分發揮團隊精神。幸而大部份病患命大，多能轉危為安。讓參與急救的住醫和護士額手稱慶，有一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佛塔」的快樂感。等到負責產房的主治醫師聞聲趕到時，危機期間已過，一切恢復平靜。

在我四年台大婦產科醫師生涯中感到悲痛，終生難忘的就是參與急救兩例稀有而嚴重的羊水栓塞症(Amniotic Fluid Embolism) 。第一例是我當第三年住醫值夜班時擔任婦產科魏炳炎教授接生的助手，很不幸地台大史無前例的生產中合併症，產後大出血呼吸困難以致休克的急症，發生在台大醫學院長魏火曜的女兒，外科洪慶章醫師的夫人，藥學系魏如圭講師身上。雖然即刻動員醫院各方面專家，包括血液科劉禎輝教授等搶救，終告失敗。此事震驚全院也使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非常傷心。病理解剖證明患者肺部有嚴重的羊水內含物栓塞，造成全身血液失去凝固的功能。無獨有偶的，翌年我擔任總住院醫師時，第一年住醫林永豐醫師接生的婦人也發生同樣的大量產後出血休克，搶救無效，病理解剖同樣證明是另一例的羊水栓塞症。此事雖為50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

1966年至1969年我在台大婦產科擔任主治醫師兼任醫學院講師期間，另有兩個差事。由魏炳炎教授介紹到在台北的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學習組織培養，病毒分離和染色體分析的新科技。另外每星期有兩個半天到台北公保門診看診。我在住院醫師期間在陳皙堯教授指導下作周產期胎嬰兒死亡率的統計，母死亡率的統計，產中子宮收縮狀況的連續性描繪。在魏炳炎教授指導下作雙胞胎的臨床研究。在主治醫師期間我除了給醫學生上課外，也指導醫學生，住院醫師作周產期胎嬰兒死亡率的後續統計，產科出血合併症，子宮破裂等等研究。在美國海軍研究所我作了許多染色體分析研究，包括習慣性流產，男女性器官畸形病例，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卵巢癌的染色體。結果和美國約翰霍金斯醫學院Howard Jones大教授發表的結果完全相同。在台大七年共有16篇論文都發表在台灣婦產科協會雜誌或台灣醫學會雜誌，只有一篇「台灣雙胞胎發生頻率」發表在美國權威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我的事業到了這個階段走到十字路口。我在公保門診頂著台大醫師的大名，就診病人非常踴躍，每半天30個病人很早就掛滿。當時我岳母洪金雀醫師在台中開設「洪婦兒科醫院」，我如果想走開業的路，可以接替她退休後的場所，一定會成功。可是我更想走教授的路，我正迷於染色體分析及產前診斷這門新科技，在台灣已沒有高手可以指導。只好辦理留職停薪，申請到紐約州立大學南州醫學中心的研究員，在Valenti副教授的指導下從事大規模的羊水細胞培養和染色體產前診斷研究。就在紐約觀看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報導的1969年夏天，開始了留美深造的工作。我們最先發表了鑑別男性胎兒的羊水細胞螢光染色點(Y-染色質，相對於女性胎兒的Sex Chromatin)。後來又首度發表多發於猶太人的Tay-Sachs Disease的產前診斷，登載於英國著名期刊Lancet，轟動一時。為了遵守魏主任出國兩年後返科服務的承諾，我於1971年9月回台大婦產科擔任講師，1972年1月接獲哥倫比亞大學婦產科主任Raymond Vande Wiele教授來函接受我為第三年住院醫師兼細胞遺傳學研究員的職位，乃於1972年2月赴任。在哥倫比亞當住院醫師，要和競爭性強且巧言善辯的德國人、英國人、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後裔平起平坐，並不好過。好在台大的臨床經驗和研究基礎，使我有能力和他們一爭長短。在哥倫比亞有許多副教授指導的特別門診，如生殖內分泌，高危險產科，高血壓妊娠，糖尿病妊娠等等。每週都有和新生兒科一起開會的病例討論，我學到很多，對我以後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工作，成了很周全的準備工作。

1974年我轉到同在紐約市的愛因斯坦醫學院專攻周產期醫學(Perinatology) 或稱Maternal-Fetal Medicine (包括高危險性產科及胎兒醫學)。當時美國婦產科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y) 剛成立三個次專科 (Subspecialty) ，Perinatology便是其中的一個。指導教授為該醫學院婦產科主任休曼教授(Harold Schuman) ，另一為助理教授撒拉那(Luis Saldana) ，他們也正在學習此領域的新知。休曼指定我每週讀一個議題，然後每星期一早上8點至11點三個鐘頭，我講給他們兩人聽。之後再就疑難處相互討論或翻閱教科書。休曼稱此為牛津教學法(Oxford Teaching Method)。這樣兩年累積下來，妊娠合併症，胎盤、胎兒的生理、病理都瞭如指掌，我於1976年通過該次專家的筆試，1979年通過口試，成為獲得該次專家資格的第一個亞洲人。這兩年我們也做動物實驗及用Prostaglandin誘產的研究，並有8篇論文發表。

1976年春天，我赴費城參加婦科科學研究學會(Society of Gynecological Investigation)的年會，並發表論文。芝加哥大學由哈佛大學聘來的新婦產科主任亞瑟赫伯斯特(Arthur Herbst)教授和產科部主任阿鐵夫莫亞(Artef Moawad)教授也去參加該會。他倆雙雙約見我並誠懇地邀請我到美國一流的芝加哥大學任教。那時全美國只有60位受過正式的周產期醫學訓練的人才，各醫學院競相爭取。紐約附近的幾個醫學院都有意聘請我，最後我選擇了芝加哥大學從事醫學研究及教學。1976年至1980年擔任助教授，1980年至1987年擔任副教授，1987年至2001年退休擔任正教授的職位。芝加哥大學每年有105位醫學生，其中70位於六年級時輪流到婦產科實習，其餘的到其他附設醫院實習。我除了給他們講課外，也要帶領他們在門診部，產房，開刀房，病房迴診，和參加各種討論會。婦產科住院醫師每年六位，四年共24位，當然要有更實際的臨床指導，並經常做三位住醫的導師，經常討論學術及生活上的問題，也指導他(她)們作研究論文。產科部每年錄取周產期研究生一名，由多位產科教員共同輔導。這25年期間我一直負責高危產科門診(Obstetric High Risk Clinic) ，輔佐醫學高危門診(Medical High Risk Clinic)。後者由高血壓內科教授林海馬(Marshal Lindheimer)和一位婦產科同僚先由羅因松副教授(Richard Lowenshon) ，後由菲力比教授(Mike Philipe)負責。兩個高危性門診的記錄都用電腦儲存，便利以後做各種研究的資料庫。產房及住院病人的照顧，每個月由兩位主治醫師(一位研究員或助教授，另一位副教授或正教授)帶領住院醫師從事醫療工作。每位教授每年輪到兩個月的臨床服務，其餘為研究，開會，著作的時間。我每年外出講學，參加美國及國際會議，再加上一個月的休假，總有三個月不在醫院。25年受教於我的住院醫師有150位，婦產科訓練的周產期研究員(修習兩至三年)有16位，另外由東方的韓國，中國，台灣而作為跟隨我從事周產期醫學研究的客座研究員共有8位。2001年我退休時被芝加哥大學聘為終身榮譽教授。

我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時代，即以「胎兒成長遲滯症」作為研究的中心議題。在1970年代以前輕體重新生兒都一律以早產兒看待，後來慢慢認知其中有三分之一，並非早產而是在子宮內成長緩慢的一群高危險性胎兒，成因很多，最常見的是有高血壓的妊娠。如果在產前或產中沒有特殊照顧，則發生合併症或死亡率大量增高。後來我的研究更擴充到胎兒成長過大，尤其是糖尿病妊娠導致巨大兒(Macrosomia)的出生。接著幾年來由動物實驗及臨床研究漸漸認知在子宮內促進成長荷爾蒙不是成長激素(Growth Hormane)而是胰島素(Insulin) 。我遂與芝大的內科主任，糖尿病專家魯賓斯坦教授(Arthur Rubenstein)合作測定臍帶血及羊水中C-蛋白(Connecting Peptide, 係由Proinsulin分離出Insulin及C-peptide兩份子)含量，因C-peptide不被胎兒新陳代謝消耗，可以當作胰島素分泌量的最佳指標。我們的研究對象分三組，即糖尿病胎兒，正常胎兒，成長遲滯胎兒，而以高分泌胰島素，中度，及低度的假說進行。結果證明我們的假說是正確的。1980年發表這個研究結果時轟動一時，引起國際婦產科，小兒科學界的關注，祝賀及索取論文的信函如雪片飛來，難以招架。另一項突破性的研究結論為避免糖尿病巨大兒，糖尿病的控制要在妊娠31週以前完成。到我退休為止，我發表了88篇研究論文，在美國及國際發表演說210場，出版了兩本胎兒醫學的英文教科書。

1980年代及1990年代我因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或學術演講曾到過埃及的開羅，阿根廷的布宜諾斯愛也斯，英國的倫敦和諾廷罕，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俄國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澳洲的雪梨，日本的東京、大阪、京都和福岡，中國的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我曾返台四次作為期一個月的客座教授，台大(1982, 1989) ，長庚(1984) ，國防醫學院(1988)。我曾於1984年到日本十個醫學院作兩星期的巡迴講學。1993年參選台大醫學院院長，有六位台大教授及六位美國教授參加。第一輪由遴選委員會選出五位，其中四位是台大醫學院教授，海外僅留我一人。之後以副教授及正教授投票方式進行，我這位人地生疏的海外校友只能跑在最後。1996年成功大學校長到芝加哥找我見面，邀請我參選第二屆成大醫學院長，並請成大北美校友會長為推薦人。第一輪遴選委員會推出三人，經過治校理念及學術演講，面談等程序後，遴選委員會提兩位候選人給校長選聘，我又落入第二名的命運。1999年參選新設馬偕醫學院籌備主任時，在演講、面談後我放棄第二次會談，禮讓對手我台大醫學院同學，聖路易大學的高銘憲教授。至此我想回饋台灣參與醫學教育改進的理想終成泡影。

在我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期間有幾件小事值得在此一提。我在日本講學認識曾任東京大學婦產科主任的阪原正一教授(日本皇后的婦科醫師)和中林正雄教授(日本太子妃的產科醫師)。在一次箱根的國際會議酒會中和日本第二皇太子秋荻宮，太子妃紀子面對面暢談。有一位韓國女子和她的丈夫都在芝加哥大學研究所進修，我曾照顧該女子產前檢查，妊娠七個月時，他們獲取學位，即將回國。因有胎兒成長遲滯之嫌疑，我吩咐她要找專門的醫師照顧。她回答說：「我父親會妥善安排」，原來她的父親是當時韓國的總統盧泰愚。有一位芝大婦產科的住院醫師非常優秀，我是他的導師。後來他專攻婦癌專科，到別的醫學院就職，20年後(2012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學當醫學院院長。這些記憶在我心目中永不退色。

一般人都認為醫學院教授都要在教學、研究和醫療三項都有出色的表現，我認為還有另一個使命就是要著書立說。我在芝大任教期間曾出版兩冊我專業的英文教科書：「子宮內胎兒成長遲滯症」McGraw Hill, New York, 1984 和「高危險性胎兒」Springer Verlag, New York, 1993。有人問我在美國出版教科書的感想，我說：「我當醫學生用的是英文教科書。如今我在美國當教授，應該寫英文的教科書給美國醫學生，受訓中的住院醫師，研究員及訓練後的開業醫師。這樣投桃報李，也算是人生一樁樂事」。退休後我繼續寫中文的書：

「留美夢，台灣情，林靜竹文集」前衛2005，425頁；

「台美生涯70年，林靜竹回憶錄」前衛2006，505頁；

「見證胎兒醫學」健康文化2010，245頁；

「台美人生命腳跡」﹝和七位台灣同鄉合著﹞Create Space 2016 (A Division of Amazon) ，245頁；

「愛心集，林靜竹文集第二集」Create Space 2017 (A Division of Amazon) ， 320頁.

附圖：林靜竹教授出版的兩本書

「見證胎兒醫學」健康文化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