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之音》的回顧

作者張富雄

1977年初，新上任的美國紐約台灣同鄉會會長林俊提先生召開幹部會議，會中我提議同鄉會利用電話答錄機成立「台灣之音」，做為同鄉會發佈消息的管道。我所以做此提議，是因當日在美國隨時都能打一通電話去問當天的天氣。我自己每天早晨都如此使用非常方便。結果會中決議此事交由我來辦理。不久，林俊提會長就親自把他新購買的電話答錄機及相關錄音帶等設備送到我家。當時我和妻子宜宜住在皇后區Woodside郡所租的公寓。我在華爾街的E.F. Hutton公司上班，宜宜在家照顧二歲大的女兒。

「台灣之音」4月1日開始試播，5月1日正式開播，電話號碼是(212)726-3023。廣播的消息內容由我先寫在電腦卡片上(keypunch card)，經宜宜修改後錄音製作。第一部答錄機只能製做3分鐘節目。很快我就覺得3分鐘時間太短，很受限制，難以發揮。後來林俊提會長就繼續尋找更適用的機器，最後找到一台時間可長可短的電話答錄機，節目製作甚至可以包括一些採訪錄音。我還記得第一次採訪的是小提琴演奏會，對象是王家的女兒Linda和Grace，兩個非常可愛出色的小提琴手。地點在紐約皇后區的植物園。

「台灣之音」剛開播時，每週更換節目一次。1977年8月16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呼籲國民黨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份宣言在台灣立刻被政府壓制並嚴禁外洩。很巧這時我三姐張惠真全家正要移民美國洛杉磯。鄭兒玉牧師藉此機會馬上到他們家拜訪，並拜託我三姐到美國一下機立刻以快遞將一個信封袋寄來紐約給我。鄭牧師只告訴她說，這是對富雄很重要的東西。我那十分單純貌美的三姐，既不知情也不疑有他，就完全照辦。這件事一直到二十年後我才告訴她說，當時她所寄的就是這份「人權宣言」。我在紐約收到文件後，除了在「台灣之音」一再播送之外，並於一個月後邀集了68個同鄉會、教會及美國教派神職人員，聯名在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購買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第A14版面的廣告 (1977/9/21 pageA14)。英文廣告標題是「Listen!! Outcry Within Taiwan: “A New and Independent Country”」中文標題是「台灣人民要獨立」。許登龍醫師擬定標題，廣告上的中文毛筆字由許瑞峰先生書寫。這份廣告當時花了美金一萬元左右，純粹靠樂捐奉獻而得。

1977年11月19日台灣發生中壢事件，從此「台灣之音」報導有關台灣政情的消息大量增加。1978年黨外助選團成立、中美建交，1979年陳婉真絕食抗議、美麗島雜誌出版，一直到高雄事件、林義雄家滅門慘案、高雄事件大審等等，一連串的政治事件讓我們毫無喘息的時間。在緊急情況下，曾經同一日更換節目5次之多。當年經常在半夜三更被台灣的長途電話叫醒。得到消息即刻開始製作節目到早晨5點，而7點就要出門上班。現在回想起來都有點不相信自己當日是怎樣熬過來的。有時我和宜宜忙著接聽錄製重要事件，因怕噪音就趕緊把門關上，兩個小女兒就在門外哭，以致連哭聲都錄了進去。

台灣緊急新事件頻頻發生，許多鄉親等不及要獲取最新消息，日夜不分地大量來電收聽，連台灣島內都有人打到美國來收聽台灣消息。「台灣之音」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的是「高雄事件」大遊行當天，當美台兩方正在緊張通話之際，高雄那邊的張美貞小姐(張俊宏的妹妹)突然高叫「哎呀！警方放催淚彈了！」，隨即傳來炮彈爆炸的聲音「碰碰！」非常清脆響亮，美國所有聽眾都有身歷其境的感覺，甚至多年還不能忘懷。

最初始「台灣之音」的費用完全由紐約台灣同鄉會支付。1978年以後因為由台灣打來「對方付費」的電話費節節升高，同鄉會不堪負荷高昂的支出，遂建議「台灣之音」開始對外鼓勵聽眾樂捐。自然而然地，「台灣之音」的運作也就逐漸獨立於台灣同鄉會之外了。不過繼林俊提的次任會長蔡明峰先生時期的台灣同鄉會還是鼎力支持了5百元。清楚記得第一次收到美金一千元的支票，是由署名「廖國仲」的鄉親寄來的。當時我們並不認識他。這位年前去世並被紐約同鄉尊稱為「善事一牛車，講話無半聲」的廖先生，早年知道「台灣之音」欠缺經費即默默地大力贊助。還有許多聽眾和他一樣，暗中以大小不一的捐款支持了「台灣之音」長達5年之久的運作。另一位在「台灣之音」開辦初期樂捐1千元美金的是洛杉磯的許丕龍先生。許先生的大哥許登龍醫師是我大女兒(現已改名Sister Mary Gloria的修女)幼兒洗禮時的教父(God Father)。萬事起頭難，早期大力支持者特別難忘。

為了鼓勵鄉親樂捐來支持龐大的電話支出，畫家陳錦芳先生以低價提供他的限量版畫「望鄉」並捐出他以前錄製的「台灣史詩」錄音帶數十卷，許登龍醫師的另一個弟弟許左龍醫師亦提供50本《大家唱》小歌本當禮物。當日從全球各地如雪片飛來的信件，更帶給我們數不盡的溫暖和鼓勵。一位無名氏寄來一幅絲絹手繪的(荷花)花鳥圖。雖然是件輕輕的小禮物，其「愛心」讓我們很「窩心」，宜宜並為它鑲上了畫框。雖然歷經四分之一世紀，家中擺設也換過多次，這幅絹畫始終沒有被更動過。宜宜認為那是「台灣之音」留下的唯一紀念，它對我們具有特殊的感情與意義。

1978年7月，我們從Woodside郡搬到牙買加莊園(Jamaica Estates)，「台灣之音」也跟著搬家。除了台語播音，我們增設一台華語廣播，偶而也以客家語播送。電話號碼也改為212-523-7855(台語)及212-523-5672(華語)。宜宜一直是主要播音員，我本人和另幾位同鄉偶而也參與播送。林俊提同鄉會長在卸任後仍不斷地在「台灣之音」的錄音設備上提供必要的幫助。為因應不斷增多的收聽需求，電話答錄機也不斷更新。最後所用的二部答錄機是一種同時可供10個人收聽，可以接上10條電話線的先進新型耐用機器。然而因經費的緣故我們只能增加到7線，五線台語，2線華語或客語。機器大小尺寸並不大，只和現在一般手提電腦差不多，但比較厚些。我們還在答錄機裝上計數器，可以統計打進來收聽的次數。因為「台灣之音」分台多達3、40個，我們另外為他們買了一部答錄機，設了一支「內線」(212)523-7856，專供他們轉錄之用。總之，從開播第一天以來，「台灣之音」所使用的機器都是美國相當高級先進堅固又耐用的一流設備。

同樣住在牙買加莊園的鄰居長輩張超英夫婦，是我大姐夫和大姐的好友。在我和宜宜初到紐約時，受到他夫婦不少照顧。承蒙張先生的好意，他曾把一部老舊過時的大型錄音機和一卷錄有台灣民謠的老式錄音帶給我。我們利用它來做一些儲存記錄之用。這就是本書中所提到的三卷盤帶。

由於「台灣之音」的迅速報導、忠誠服務和消息的正確可靠性，獲致極高的收聽率與肯定。高雄事件後，海外一些台灣團體共同組織了一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接著又發生紐約北美事務協調會(台灣在美國的代表機構) 的爆炸案、全美各地國民黨辦事處受攻擊案，以及1980年2月28日的林家滅門慘案。按過去慣例，「台灣之音」照樣作出迅即的報導。但在這些事件連續發生後，我們開始發現一些可疑的奇怪不明人士(華人)，常在自家屋外來回走動。宜宜說她去牙買加郵政總局開「台灣之音」信箱時，也開始看到穿黑衣平頭華裔年輕男子在郵局門邊暗中把守窺伺。一些同鄉好友擔心我們的生命安全，有人建議我去申請一把自衛手槍，也有人建議我們暫時去巴西避一避風頭，因為宜宜的哥哥鄭士文住在巴西。結果我們並沒有照他們的建議去做。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將「台灣之音」的播音答錄機從我家閣樓搬到另一個叫Forest Hills郡的一家電話接線服務公司。熱線電話號碼只好再改為(212)261-5111(台語)，及(212)261-5551(華語)。我們只向這家公司租一小小面積的空間來擺放「台灣之音」的兩部答錄機。此後在家裡製作好節目，次日早上我上班途中就先去電話服務公司換帶子。由於這電話服務公司是24小時全天候服務，任何時間我們都得以進去。我們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惟恐國民黨特務偷偷來我家牆邊剪斷「台灣之音」的電話線。那顯然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1979年8月7日，台灣數十年來的第一份地下刊物《潮流》創辦人兼執筆人陳婉真小姐，正在我家做客。她突然接獲消息謂她「潮流」的兩個工作伙伴陳博文和楊裕榮被國民黨逮捕。她即刻決定要絕食抗議，並擬定抗議書，在8月9日到北美事務協調會紐約辦事處絕食抗議。從8月9日下午開始，陳婉真就坐在辦事處大樓樓下門口，夜間睡在睡袋中。除了上廁所外，24小時在協調會大樓下絕食抗議。宜宜一連12天沒有回家，隨時把消息傳給我。她和一些支持者就近住在旁邊一家旅館，24小時輪流照顧陳婉真。當時我把「台灣之音」的廣播和陳婉真的聲明全文轉錄給施明德先生。施明德說要把錄音帶分送島內各處。當時我把一歲半和四歲半的女兒音音和敏敏託給鄰居好友歐昭松太太歐翠蝶女士。由於一連12天的絕食抗議，我隨時更換「台灣之音」的內容，遂吸引了很多人從遠近數州各地前來向陳婉真致敬和加油，一直到8月21日陳婉真體力不支倒地送醫為止。

「高雄事件」前，各地成立的「台灣之音」已達29台。有些地區嘗試自製節目，他們也可以打電話到「內線」去轉錄紐約「台灣之音」的消息再轉播出去。八○年代初期，長途電話費非常昂貴，分台不但可以減輕各區聽眾的電話費，也可減少紐約「台灣之音」電話佔線打不進來的困難。歐洲地區在法國和德國各有一處「台灣之音」分台。因為國際電話費用太高，我們每兩星期寄一次錄音帶過去。

1981年12月，我的岳父楊天和醫師，在日本四國的沖島擔任島上唯一的醫生將近十年之際，突然得胰臟癌入院神戶醫學醫院。宜宜即刻趕到神戶去照顧父親三個月直到他去世。這期間我一個人晚上製作「台灣之音」節目，白天去換錄音帶，然後去上班。家裡雖有一親戚來幫忙照顧4歲和7歲的女兒，「台灣之音」的工作仍然沒有間斷。一直到1982年2月，「台灣之音」的機器壞了，我本人也差不多累壞了，遂拜託風評甚佳的舊金山灣區「台灣之音」主持人黃介山先生接手，並向外宣佈即日起改由舊金山灣區接替製作。

紐約「台灣之音」停播幾個月後，我們收到紐約電話公司寄來的一封信，告訴我們在過去33個月我家的電話被法院申請「竊聽我家自用電話」。第一次申請3個月，後來延續10次，每次3個月，共竊聽了33個月。紐約電話公司通知我從當日以後不再竊聽了。

高雄事件後的1980年初夏，我在家中的信箱裡發現一張美國聯邦調查局幹員的名片，要我打電話給他。他要我去F.B.I.在曼哈頓的紐約總部和他見面。我去約談了半個多鐘頭，他主要想知道「台灣之音」的幕後組織及經費來源。我把實際情形告訴他，「Voice of Taiwan台灣之音」不屬任何組織，其負責人是我和宜宜(Morgan & Eileen Chang)，經費完全靠聽眾自由樂捐。

台灣建國獨立聯盟盟史中提到1978年12月15日台美斷交及張富雄，張楊宜宜夫婦等人設立「台灣之音」。「台灣之音」設立日期的部分與事實不符。事實上台美斷交時，紐約「台灣之音」早已播送了一年又8個月，每次播出都有數百聽眾收聽。正確一點說，在台美斷交後，台獨聯盟曾發動紐約地區盟員向紐約「台灣之音」捐款，而且都以台獨聯盟盟員個人名義捐助。或許聽到「台灣之音」熱線經費困難，他們也前來義助一臂之力。我們一樣的感謝。不過獨立聯盟盟史中「台灣之音」設立的日期的確需要更正。

1979年後我們曾積極尋求以企業化的方式聘請專職人員來發展「台灣之音」，可惜沒有成功。1980年後，美麗島週報、亞洲商報、台灣公論報等報章雜誌陸續發行，要獲得台灣的消息已經不再像七○年代那麼困難。紐約「台灣之音」的階段性任務遂在1982年初結束。

「台灣之音」從開始到結束，快五年的時間裡，受到太多鄉親的關心愛顧鼓勵及幫助，要是一一列出，恐怕再20頁也不夠我寫。依稀還記得母親節，「台灣之音」會朗頌一首康國維先生生前寫的台語詩〈著感謝母親〉。我們也念過好友林心智先生以「林大白」名義發表的兒童詩及吉他演奏；鄭兒玉牧師以「許出名」「林豆花」「黃芎蕉」等等化名發表的詩等等。在雷根當選美國總統後，許多人對股票市場寄予期待，賴文雄同鄉曾提供每週一的股市行情分析。高雄事件後在香港的一些歷史學者以「高雄事件」專輯編委會名義出版一本《高雄事件專輯》，好友李弘祺教授參與編輯。我們預約了一批《高雄事件專輯》用以贈送為「台灣之音」樂捐的聽眾，也算做在經費上贊助了學者們的出版。

好友亦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同學吳成三先生留美後與妻子一起回台，並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巷內開了一家「台灣e店」多年。由於他過去一再肯定「台灣之音」的階段性貢獻，促使我在1995到1998年間，乘回台之際，陸續帶回所有的錄音帶原帶交給他全權處理。畢竟「台灣之音」是屬於台灣也要歸回台灣的。非常感謝吳成三夫婦的用心與協助，也承蒙台灣國史館館長亦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張炎憲先生，正式安排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來整理「台灣之音」錄音帶，並決定在12月10日「高雄事件」紀念日亦國際人權日出書。我也藉此機會把一些尚未忘記的往事寫下來。至於其他的，就把歷史留給歷史學家吧！(Leave history to the historians!)

（資料提供：「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原文刊載於〈見證關鍵時刻．高雄事件「台灣之音」錄音紀錄選輯/2006/12〉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