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7, 2017李正福教授 美台40年教學研究及主持會議之經驗 作者 李正福 1962年學士班、1965年碩士班畢業系友，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之經濟博士 現任現任美國羅格斯大學講座教授、數量財務及會計評論主編、 亞太金融市場及政策評論主編、財團法人亞太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我於1952年從桃園大園鄉埔心國小畢業後，考上建國中學初中部，並於1955年直升高中。1958年在聯考不分組的情況下考上臺大經濟系。除了修經濟系的課外，只要是商學系會計組所開的課我都修了，也選修了統計課程，因此我的會計及統計之訓練比一般學生好，這也造就了我日後研究財務學門良好的條件。 四年的大學生涯裡，同學們常一起打球，郊遊及旅行。陽明山、日月潭、石門水庫、橫貫公路、野柳都有我們的足跡。雖然大學時為了籌措一部份學費，而課外打工，生活過得清苦，但也相當快樂。1961年我當臺大法學院第四宿舍的伙食總幹事，吳榮義同學則是第十六宿舍的伙食總幹事。當時住宿舍每天的伙食費為新台幣6元，也許是年輕氣盛的關係，我倆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去查管理伙食教官的帳。結果發現教官貪污，在當時的環境下，可說是以下犯上，膽大包天。但在校長主張學術自由、開放的政策下，教官賠了新台幣伍仟多元。我和吳榮義同學也因此事在法學院學生中聲名大噪。現在回想起，我們真是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啊!在臺大經濟系時，對我影響較深的教授有:張果為、施建生、李登輝及朱國璋等教授。 在臺大教育的磨練，百味雜陳，酸甜苦辣盡嘗。然而，也由於臺大的嚴格訓練，不但我的思考能力增進了許多，更奠定了我研究的基礎。大學畢業後，我在台南當了一年預官，退伍後很幸運能考上臺大經濟研究所及中國銀行（中國商銀前身）。在銀行工作很忙，故研究所在半工半讀下終於於1965年取得碩士學位。1968年，我29歲時決心到美國當老學生。在美期間不論當學生及教書皆很順利，不到3年就拿到紐約洲立大學水牛城分校之經濟博士，且很幸運的能在畢業5年內升至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之正教授，並在9年內得到講座教授的榮銜。1988年我被羅格斯大學延聘到新布朗校總區設立財務金融學系，並擔任了6年的系主任。我認為寫論文要有「上窮碧落下黃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且能苦中求樂，進而達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回顧在美的教書生涯中，過得還算不錯，到處講學及開會，雖然很忙但卻很有趣及有意義。 40載作育英才 教學相長 在喬治亞大學3年中，除了努力做研究外，也很認真地教學生。我教書是以東西合璧的方式進行，從我自己的學生生活及參與子女家長會中體會到，東方的教育較著重於「死記」而西方的教育則重視「瞭解」。在1973年我教初級財務管理課時，有位常吃中國炒麵的學生在課堂中問我：什麼是財務學?當時我靈機一動便以「財務學是種中國炒麵式的學問」回答他；財務學是由會計、經濟、統計、數學及電腦等不同的學問綜合而成，這些學問個別代表炒麵所用的麵條、豬肉、醬油、鹽等等，學生認為這是個有趣的比喻。這種想法對我日後的教育及研究有莫大的幫助。我認為教學生熱心誠懇最重要，同時要具備老師也有機會從學生那裡學到東西的觀念。 在伊利諾大學(1976-1988)的12年中，我很榮幸擔任了10年(1979-1988)的博士班主任。從博士課程的修訂開始到實際開課教財務系、會計及經濟系，指導出很多成績優良的學生。現在的他們在學術界都有很好的表現。為了教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我運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方法，去教導他們。從第一課開始，就要他們開始寫文章，以便培養他們的英文寫作能力及研究能力。 除了教博士生外，我也儘量在大學生及碩士生的訓練上出力。在依大的12年中，利用我經濟、會計和統計的綜合背景，我建議大學部及碩士班的財務課程要儘量引入會計與統計的教材。並主張以研究專案（Project）增進學生分析與寫作的能力。我教大學部及碩士班的課，常用東方的教學方式去督導學生，不論是美國學生或外國學生皆一視同仁。我認為教不同的學生要用不同的方式，這樣才能達到有教無類、因才施教的境界。 管理科學乃是介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學門，理論與實務必須互相配合不可偏廢。所以，我自1976年到伊利諾大學教書後，即要求大學部及碩士班的學生，針對公司的實際資料進行分析並撰提報告。從寫報告中，學生除了可以增強寫作能力外，還可學到數量分析，並擁有應用財務理論以分析公司實際財務管理情況之能力。這樣的方法，讓我從教導學生知識中，也能由學生那裏學到約30%之知識。 在訓練博士生時，我必要求他們先讀學者發表的論文，接著寫一個論題的綜合結果及評論，再嘗試用新的理論、方法或資料撰寫有創意的論文。我鼓勵博士生，從第一年開始就要著手思考博士論文的題目。這樣一來，才能上課及論文齊頭並進，不但使學習更具挑戰性，也可縮短唸博士的時間。「一邊修課；一邊寫論文」不一定是最有趣的，但卻是最有效的辦法。從訓練學士、碩士及博士學生中，我體會到先天的聰明才智固然很重要，但後天的努力卻可彌補先天之不足。所謂：「石頭放在水中久了，自然會長青苔」。常常在各方面挑戰學生之思考，也會使學生更長進、更聰明。 西方著重理解的教育方式，只適合於天資聰穎的學生；東方著重記憶的方式，則適用於資質較為平庸的學生。從我的教學經驗中，我認為如果能將理解與記憶做適當的搭配，則可因材施教。西方的行為科學可分為具強迫性的「X理論」，具鼓勵性之「Y理論」及折衷的「Z理論」。我認為這些理論與中國古代之「性惡論」、「性善論」及「中庸之道」之主張，不謀而合。據我多年教學經驗，對先天聰明的學生用「Y理論」比較有效，一般學生可考慮採用「X理論」或「Z理論」。旅美多年後，我認為這是最合適的中西合璧教學方法與教育哲學。40年的教學生涯中，培養博士生約100多位，其中在台灣擔任教授約有18位。 身在異鄉 心繫台灣 自1988年起，在羅格斯大學充分的財務資源提供下，我才能夠在教學研究，創設重要期刊及國際會議上有更大的發揮空間。自1994年開始，我希望對台灣及亞太之金融市場與政策做進一步研究及提出建議，尤其是台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這20多年來，以我現在主辦的會議、主編的期刊及由我擔任董事長的基金會為基礎，在台灣、美國及中國提出財經政策之建言。目前我主編二本季刊及三本年刊，並主持在美之「財務及會計會議」，以及「亞太之財務、會計及管理會議」。…
July 5, 2017美霞 作者 劉進興 「他說從香港回來後，就要帶全家去迪斯奈樂園渡假，孩子們都滿心歡喜地等著，沒想到這一等就是十三年！」美霞，王幸男的妻子，聲音平靜地回憶那個還沒有履行的約會。 一九七六年，陳美霞帶著三個小孩來美國與王幸男團聚，良正十一歲，怡芬八歲，怡芳才六歲。這以前五年，幸男在外經商，來來去去，兩個女孩子對爸爸的印象並不很深，只記得他很髙。良正記得多一點，他說爸爸又髙又英俊，去學校接他時，他都很得意。他還記得爸爸賞罰分明，不乖時修理他，乖的時候就有獎品，都很有道理。 一個月後，幸男到香港去處理一批生意，過境台灣時即因幾個月前的雙十節郵包炸彈案被捕。一家人頓時由團圓的歡樂陷入萬丈深淵。母子四個人言語不通，不會開車，又要擔心幸男的生命安危，人間的困境莫過於此。 沒有眼淚，並非淚已流乾，而是她必須養大三個小孩，面對人生的挑戰，眼淚只會模糊她的視野，脆弱她的意志。她一邊學英語，一邊打工。每天打點孩子們去學校後，她要站在明尼蘇達的冰天雪地裡，等巴士去上班。零下幾十度，哈氣都會結冰，卻凍結不了她的意志。她幹過針織女工、打卡員，後來又去學校修程式設計的課。但是為了能照顧小孩，過去十年裡，她一直在此地一家公司做大夜班的電腦操作員。美霞撐過來了，這位勇敢的女人，在萬丈深淵中奮力控制她的獨木舟，終於將之駛離險境。 良正今年大學畢業，很有美術天份，想從事藝術設計。怡芬大四，現在申請醫科。怡芳大二，想讀哲學。兩個女兒都彈的一手好鋼琴。 同學們知道你們的處境嗎？「大部分都不曉得。人家問起，我都說爸爸在台灣做生意。」怡芬說。作生意總也有休假吧？「爸爸卻連聖誕節也不回來。同學們就想爸爸媽媽一定是離婚了，反正美國小孩對這個早就習慣了。」良正認為，除非他們對當時台灣的情形有所瞭解，否則很難講清楚。到了大學，大家比較懂事，他才開始跟同學們討論這件事。 爸爸關在監獄裡，你覺得可恥嗎？「不，不會。我知道不管他作了什麼，都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良正小時候只知道爸爸被壞人抓去，對整個事情並不清楚。長大後了解了台灣的政治與歷史，他有自己一套看法：「我們必須從七十年代台灣的情形，而不是以現在的條件，去了解爸爸為什麼會那樣作。」 那時台灣被逼出聯合國，喪失了國格，人民要求國家方向本土化、現實化的聲音受到嚴属的鎮壓。《台灣政論》被禁，黃華、白雅燦、楊金海、顏明聖一一被捕，不像現在可以上街頭大聲抗議。十幾年前，人民只能忍氣吞聲，在烏黑漫長的隧道中看不見一線亮光，找不到出路，當然只能橫衝直撞，做激烈的抗議。「如果是現在，他會用不同的方式去抗議吧！」 台灣輿論界似乎對冤枉者、無辜被捕者、言論抗議者比較同情，對這位激烈抗議者反而長期遺忘了。「美麗島事件後，社會比較同情政治犯，我一方面為他們髙興，另一方面更為自己悲哀。」美霞往往這樣說。 為了幸男，她四處奔走。但是因為這個案子涉及「暴力」，國際大赦協會不願接受，台灣社會也避而不談，只有少數朋友私底下很關心。陳菊每次來美國，都會抽空來明尼蘇達探訪美霞一家，帶給她們莫大的安慰。解嚴之後，這種情況才有改變。 美霞從來沒有因為幸男入獄而怨天尤人。她很清楚，個人的悲劇不過是台灣歷史大悲劇的一幕而已。如何結局，終究還是要看全盤的發展，所以她一向都很關心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 明尼蘇達寒冷的冬天剛剛過去，小草在大地中透露出春的信息，陽光終於出現了。四月底，此地台灣同鄉會參加國際民俗節，再度獲得第一名。得獎的作品就是良正精心製作的一台花轎。那幾天已有跡象顯示，幸男即將假釋，美霞坐在花轎裡，笑得像個新嫁娘似的。我認識她這麼多年，從來沒看過她那麼髙興。 前天消息傳來，幸男終於出來了。美霞馬上就要趕回去見他。我問她，見了面妳要跟他說什麼呢？ 「你應該帶我們去迪斯奈樂園了吧！」她說。 原載1990/05/16自立早報。劉進興 陳美霞 美霞（右一）與子女…
July 5, 2017Reflection of Prof. Anthony T. Tu's Life by Anthony T. Tu I feel that I have been very lucky throughout…
July 5, 2017The Life Journey of a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 : Dr. Ho-Chi Tsai by Ho-Chi Tsai Hello! My name is…
June 28, 2017高銘憲醫師的禱告 作者 吳淑梅 我在四十三歲高齡懷了老二，因為第一胎難產痛苦的經驗。我特別找到了高銘憲醫師，這位被稱為密蘇里州大聖路易地區三大著名的婦產科大夫。當時我剛剛參加聖路易台灣長老教會，他是教會長老書記，我只是位慕道友，當時我們相識不深。但當高醫師知道我的困難憂慮時，他立刻就答應為我接生。 生產時他握著我的手，慈祥溫和的鼓勵我，並詳細地指導我如何吐氣呼吸才能用對力道、減輕痛苦；果然這次我很快順利地生下老二。當我回過神來，發現整間手術房站滿了年輕的醫生們。原來高醫師平日只診治婦癌科的疑難雜症，他早已不為一般孕婦生產。不久前他特別為一高度危險的雙胞胎接生，很神奇地免除了例行的剖腹，竟然讓孕婦平安地自然生產，因而轟動了全醫院；所以這次許多醫生都是慕名而來觀摩高醫師難得一見的接生技巧。我常對老二文軒 Clifford 提起這件有趣的事，告訴他上帝是如此愛他；除了有高銘憲醫師破例為他接生外，還有數十位醫生一起迎接他降臨世上。 月台上的小販變成全美的名醫--- 高銘憲醫師出生在台北縣山佳，從小生活貧困，父親以小店賣糖果、開計程車維生。小學時候他曾隨著父親在台北火車站月台上，背著籃子兜售零食香菸。但父親在窮苦中卻重視教育，教導他學問的重要和作人處世的道理，父親的為人對高醫師一生影響巨大。 他一路半工半讀，完成台大醫學院訓練，成為台大外科醫師。1964年他來美後，相繼擔任聖路易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永久教授和聖路易大學婦產科主任等職位。在全美排行有名的華大醫學院設有最高榮譽的「醫學名人榜」，這是每五年由在各地執業的華大畢業醫生，選出一位對他們影響最深遠的老師。高銘憲的名字被刻在這名人榜牆上，他也是有始以來第一位亞洲醫生榮登此名人榜。 除此，高醫師還先後獲選"全美最好的醫生"「Best Doctor」，"最好的婦科醫生"「Best Gynecologist 」，"最好的癌症醫生"「Best Oncologist」。他是美國婦女骨盆科權威，稱高銘憲是「醫師中的醫師」是當之無愧。但他卻一直保持著純樸誠懇、平易近人的赤子之心。他特別告誡女兒孫子們絕對不可以看輕窮人，更不要因為職業的貴賤而厚此薄彼。就因為高醫師出身清寒，而且本著純良愛人的基督精神，所以他更有悲天憫人、視病如親的胸襟。 謙卑主前得智慧，成為後輩的榜樣--- 高銘憲醫師早年在台大醫學院時代，一方面沈浸在浩瀚艱深的醫學海洋，另一方面也領悟到生命的脆弱和生老病死的無奈。在他更深入探索人生的意義和死後何去何從，他敬虔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因為他相信"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言1:7）。以人的有限都無法克服醫學藥物上的瓶頸，更別說能夠理解上帝奧妙的作為。但有了從上帝而來的智慧，就能經營短暫但卻充實、有意義的人生。 他談吐斯文儒雅，博學多聞，愛好古典音樂。滿頭灰白的頭髮，臉上永遠掛著誠摯喜樂的笑容。跟隨高醫師20多年的洋護士們盛讚高醫師除了醫術、醫德高超外，為人仁慈而且幽默風趣。聖誕節他裝扮成聖誕老人，空閒時他還和護士職員們查考聖經，分享人生經驗。高醫師說他的一切才華都是上帝的恩賜，他希望把自己獨特的技術和經驗，全部傳授給年輕一代的醫生們。 緊握病人的慈愛雙手--- 和他一起在手術房工作的醫生護士都知道，高醫師總是盡可能比麻醉師早到開刀房，先探視鼓舞病人並握著病人的手，直到對方進入麻醉沈睡。因為高醫師覺得在冰冷陌生、忐忑不安的開刀房內，病人只認識他，所以一定要在病人還清醒時，由他先來鼓勵慰問他們。40多年來高銘憲教出來的400…
June 16, 2017蔡金裕經營旅館業當開路先鋒 作者 南加州台灣旅館業同業公會 南加州台灣旅館同業公會堂堂邁入三十週年，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經過各階段性的成長歷程，成熟茁壯以至懂得以感恩心回饋社會。 三十年的滄桑歲月，台灣旅館公會的組成，在歷屆會長、理事們，及衆多的會員們相互鼓勵、切磋，凝聚成一股偉大的力量，和深深値得珍藏的友誼，是多麼令人感動與欣慰呀！ 三十年前，從台灣赴美的移民，多半是留學生或是做貿易的生意人，因為嚮往美國白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或是懷著淘金的夢想。第一任會長蔡金裕先生，形容自己就像一匹野馬，為了想得到人生中最重要的滿足感或且是成就感，想盡辦法就希望能在美國闖出一片天地。 當年在台灣由大學畢業後，馬上調去預備軍官的訓練，在軍中必須接受嚴格的訓練，這是無可奈何的事。退伍後在銀行任職，當時是公認的金飯碗，剛開始頭兩年感到非常滿意，幾年後冷靜一想，這一生關在銀行，就像用繩子把這匹野馬拴住，内心實在不甘願。人生總有自己的方向，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剛好，在那個時期，開始流行留學外國的風潮，順著這股潮流，就選擇留學美國這條路。 其實留學的目標，當然不是要讀書，而是立志做自己事，因經過「關在」兵營及銀行多年以後，職業的自由是多麼的可貴，在他心中不斷高喊著還我自由吧！ 就這樣三十五歲的蔡金裕於1965年來到美國，就讀俄亥俄州立大學，成為當時最老的學生。取得農經碩士文憑後，馬上到洛衫磯，準備實現自己出國時所定的決心，立志做自己。在尋找機會時，開始著手物色小生意；要怎麼物色生意呢？最好的辦法是讓人雇用，如此就很容易地接觸到各行各業，也容易暸解各行各業的底細。無入虎穴，那有可能抱到虎子？為了暸解其中奧妙，蔡金裕在真正淘金前，曾經接觸過十個行業，開展出豐富的人生經驗。 首先，找到廣東人開的餐館，電話一打，對方老闆用五秒鐘考廣東話，當然不及格，從此不再動他們的腦筋了。後來到日本人經營的加油站，加油兼修理車，當黑手倒是不驚，但是幹這行吃力不討好，賺錢並不簡單，做了一個月就辭掉不幹了。再到日本人經營的高級餐館，做一個月又辭職了。第四個工作是到小東京的一番餐館當侍者，外面看來生意相當好，真正瞭解清楚後，覺得沒什麼不得了的，仍是不夠好。再到城區猶太人經營的炸雞店，看來有聲有色的，打工一個月就畢業了。 第六個行業，到一家靴子公司，是由臺灣與日本進口的靴子，分發賣給超級市場。靴子的貨櫃運到三個不同的倉庫後，日本老闆發現貨物竟失落了三分之一左右，老闆請蔡金裕清查帳冊，清點庫存，並監視進貨與出貨的程序。結果，所用的二位日本人員工，聯合起來應付，拿他們沒辦法，那位日本老闆，在洛衫磯時天天打高爾夫球，當他不打球時，就是回去日本了。因為不敢得罪那些日本員工，儘快地辭職了。 第七個行業是到日本人經營的紙的大賣店，規模相當大，那位老闆是上了年紀的老頭，他說只要你有興趣，學習好之後，生意可以交棒。做了兩三個月，就感到貨色零碎，賣的都是便宜貨，賺不了多少錢，還是算了吧！後來，到種花草的農場，要栽培花草，對於田莊出身的務農子弟，並沒有什麼困難。但是需要用大卡車，載滿滿的花草，每盤只能賣到兩三塊美元，所賺有限，而且分發新貨到各花園時，還要收回賣不出去的貨底，幹這一行，除非是對園藝極高的興趣，要賺錢或是增加財富，真是離譜的行業。離開了這家農場，正巧身份轉換發生問題，依照移民法，學什麼就要做同行的職業，才可以申請綠卡。不得已，找到住友銀行貸款部，重操本行，綠卡到手，一個禮拜後，就辭去銀行職務。 在住友銀半上班時，正巧又找到洛市市區經營長期住戶的RESIDENTIAL HOTEL的工作，算是校長兼打鐘，經營幾個月後，日本老闆去世，買了他的HOTEL的經營權。經營一段時間，感覺這個生意還好，至少是前面所有做過的生意當中，還算是最好的行業。雖然還沒有抱到虎子，但至少好像摸到虎的尾巴。 一旦瞧出個端倪，就針對城中RESIDENTIAL HOTEL與MOTEL，繼續探討與研究。不久，就發現兩者的天壤地別，MOTEL的租金比RESIDENTIAL Hotel高出十倍，獲利即高出十倍，客人的品質也好了十倍。這個發現，彷彿茅塞頓開，於是專心一意地往MOTEL的方向找尋。 蔡金裕算是經營旅館業的開路先鋒 經過一兩年時間去看去研究，比較過廿間左右的MOTEL後，終於在1972年買下第一家小的MOTEL當時頭款是兩萬五千元，尾款是十七萬五千元，分期付款十年，由賣主貸款給他。當時每月收入兩萬到兩萬五千元，開支為一萬元左右，可以實賺一萬至一萬五千元。心想，天下竟有這麼好賺錢的生意？馬上大肆宣傳，通知所有認識的同鄕，鼓吹大夥一同往經營旅館的淘金夢的方向前進。 由於蔡金裕認真的研究買旅館與經營旅館的好處，並大致歸納出八點：第一買旅館很容易就建築物的外表如何、地點如何，甚至於生意的情形，可說是一目了然，不容易被人受騙。第二容易經營，無需高深學問，適合新移民經營。第三解決住的問題。第四不需開車上班，解決交通問題。第五在美國買旅館，只要付些前金，不必要動用銀行，或向親友伸手。第六櫃臺裝置安全設備容易。第七不動產的增値機會很大。第八最有吸引力的是日日見利，財源廣進。 經過蔡金裕的研究及啓發，自1972年至1975年間帶動臺灣旅美的鄕親們，紛紛將購買旅館及經營旅館的念頭，實現真正的事業，蔡金裕算是經營旅館業的開路先鋒。當時王桂榮先生剛來美國不久，楊東波醫師夫婦就勸王桂榮做旅館生意，楊夫人的外甥即是蔡金裕，不但本身已擁有多家旅館，亦兼做旅館買賣，也曾帶王桂榮夫婦去看過多家要出售的旅館，對王桂榮在往後成為旅館業的大亨，也有相當程度的啓發。…
June 5, 2017丁松筠神父病逝 早已肯定：「我會死在台灣」 作者 王錦華 若從1967年搭免費貨船來台灣的時間算起，今年正逢丁松筠神父來台50年，移民署預計明天要頒贈台灣身分證予丁神父，今天卻傳出他因心臟病辭世的消息，享壽75歲。與丁松筠結識超過30年的好友、資深廣告人王念慈說：「我們本來都在籌備他獲頒台灣身分證的慶祝活動，太意外了，現在只好改成追思會。」 丁松筠是台灣早期最出名的阿兜仔，不但曾在民歌西餐廳駐唱，主持過電視節目，還演過8點檔連續劇。不過，對於新一代年輕人而言，許多人最熟悉他的螢幕形象，是他義務為長頸鹿美語拍攝的廣告，不少人以為他是教英語的「Uncle Jerry」。 丁松筠1942年12月2日生於美國聖地牙哥，本名George Martinson S.J.，父親是飛機公司員工，母親是單純的家庭主婦，家裡3個男孩，一家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10歲時，父親突然罹癌過世，當時母親肚子裡還懷著老三。丁松筠4年前曾接受記者採訪，回憶說：「我排行老大，那時覺得小baby好可憐，他沒有父親，是不是我該當他的父親？」他學著換尿布、餵奶、拚獎學金，到處打工貼補家計。 才10歲，成長過程中對家計的擔憂、心底那些說不清楚的情緒…，他怕加重母親負擔，無人可說，「有時候受不了，我就躲起來大哭。」唯一能讓他放鬆的地方是教堂，每次祈禱，他總感覺天主會聆聽他，於是便能單純地收拾自己，讓自己回到清澈、明朗和純粹的狀態。本來一心想當「父親」（father）的孩子，在高中將畢業時，下定決心要當「神父」（Father）。 丁松筠24歲時，被天主教耶穌會派來台灣。得知將奉派來台時，學長建議：「學中文前，你最好買把吉他，因為中文是用唱的。真的，我的耳朵缺乏音感，四聲老是分不清楚。」來台後，吉他不但讓他很快學會中文，也幫他拉近了與人們的距離。 6、70年代觀眾應該都還記得丁松筠揹著吉他彈唱的身影。因為愛唱歌，他早年曾受邀到台視演員訓練班指導唱英文歌，因而熟悉一些演藝人員，其中有個女孩子，他不願意透露名字，（媒體一度捕風抓影說是崔苔菁，他強調真的不是。）只說：「她會唱歌、跳舞、演戲，對各種藝術表演都很有天分。」又說：「那時我在輔仁大學念神學，日子很單調。每次跟她單獨在一起，世界變成彩色的，真的有一點不想回去。有一次，她很明顯表達對我的感情，我好像沒有力氣來抵抗，呵呵，友誼很快變成愛情，我承認有一陣子我在猶豫，我在想：可能我不適合當神父，也許我應該跟她結婚。」 同學看出他那陣子怪怪的，逼他把心事講出來。同學問：「你當修士多久了？」他答：「10年。」同學又問：「你這10年過得如何？」他答：「過得很愉快。」簡單幾句對話一下子打醒了他，於是決定先到南部避靜一週，回台北後，他決定還是選擇當神父。 曾後悔當時的決定嗎？「不會。人生每個階段都不同，年輕時很想找一個愛的伴侶；過一段時間會想，如果有兒子或女兒會很棒；到了70歲，我覺得一個人也不錯，我喜歡看書、聽音樂、看電影，好多事情可以做。靜默和祈禱是我現在生活中最大的喜樂，每天早上我至少花一個小時靜默、反省、聽天主的話，那是非常深的平安。」 丁松筠的大弟丁松青也是天主教耶穌會的神父，晚他兩年奉派來台，在新竹清泉部落服務超過四十年了。 媒體喜歡用二分法，形容在都市的大丁神父活潑、在部落的小丁神父內斂，丁松青說：「其實以前唸書的時候，我比較常去舞會。本質上，我們是很像的。我常上台北，會去找哥哥，聆聽彼此的心事。」 丁松筠很嚮往丁松青在山區小教會的傳道生活，卻意外因為表演長才被教會派任管理光啟社。80年代的光啟社在他的帶領下成為產值和產量都非常優異的電視台。 光啟社雖然是天主教會所經營的傳播機構，但從未製播神父傳教的節目。丁松筠說：「大家都不喜歡說教，用故事來講道理會更好一點。」當年光啟社做的社教、科教節目經常廣告滿檔，收視率最高可達百分之二十幾。 曾在光啟社與丁松筠共事過的好友黑幼龍說：「丁神父非常開朗、外向、愛人如己，從不生悶氣。人與人相處，難免有誤會有爭執，一次，有人和他起爭執，他專程跑去人家家裡道歉，那時他都60幾歲了！我說你真了不起。他說，若不道歉，還會持續生悶氣，那更不好。」 因為家族有遺傳性的心臟病，這幾年丁松筠陸續動了多次心導管手術。母親因為心臟病過世後，有一次，黑幼龍到新竹五峰鄉探望小丁神父（丁松青），丁松青指著教堂院子裡結實纍纍的橘子樹說：「這棵樹是媽媽過世後才長出來的，我相信這一定是媽媽從天堂丟下來的種子。」對於有信仰的人來說，肉體的死亡不是終點。丁松筠生前也曾談及他的生死觀，「人去世後，軀殼會腐敗，精神仍存在，而且進入永生，沒什麼好恐懼的。」…
May 31, 2017曼哈頓的辣椒味道：蜀湘園集團的故事 作者 郭忠豪 故事的源頭得從一個銅板說起。 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台灣赴美攻讀碩博士學位的學生不在少數，出生屏東的蕭忠正自台大畢業後加入這赴美留學的大隊，前往新墨西哥大學攻讀核能工程碩士。一九六九年取得學位後，他與太太曹淑蓉苦思人生旅程該何去何從，兩人坐在餐桌上苦笑許久，蕭忠正從口袋拿出一枚美金一元的銅板跟太太說：「如果落下的正面是人頭，那我們就去紐約吧！畢竟那是個大城市。」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曼哈頓上西區雖然沒有今日繁榮，卻充滿文化氣息。蕭忠正夫婦從位在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搬到紐約後，至愛因斯坦醫學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內的核醫學科工作，他與太太經常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遇到跟隨台大藥劑系畢業的先生來哥大讀書的張亞鳳(Misa Chang)。 到紐約前，住在台北縣三重的張亞鳳與弟弟翁英俊對餐飲業已經有一定了解，來美後又思念故鄉台灣飲食，經常在紐約家裡下廚燒菜並找蕭忠正夫妻聊天作伴。彼此熟悉後大家聊到紐約中餐館這麼少，賣的中菜也不道地，想家的時候要吃點台菜還要自己下廚，那我們何不一起創業開一家餐廳呢？一來張亞鳳與翁英俊已經有餐飲烹飪基礎，二來大家可以隨時吃到故鄉台菜，三來還可以賺賺老美的錢，說不定哪天還可以致富呢！張亞鳳與翁英俊以及蕭忠正夫婦這時候拿起酒杯一同慶祝說：「為我們未來乾一杯，為我們的紐約乾一杯！」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之後，美國社會對中國文化逐漸產生興趣，從毛澤東的東方紅歌曲到著名的北京烤鴨，中菜也順勢搭上這波熱潮。一九七〇年代的紐約華人移民數量有限，主要是曼哈頓華埠的廣東移民與法拉盛的台灣移民。當時曼哈頓中餐館數量不多且菜色有限，因此蕭忠正夫婦，張亞鳳以及翁英俊已經摩拳擦掌準備點燃他們的「曼哈頓之夢」。 蕭忠正先是打聽到上城九十八街與百老匯大道(Broadway)轉角處有一家湖南菜餐館要轉讓，但價錢沒有談妥，慶幸的是九十七街與百老匯大道東南角也有家小店面要出讓。一九七〇年代的曼哈頓上西區尚不如今日繁榮，但已有地鐵一、二、三號線直達中城以及下城，甚至僅要十幾分鐘就可到達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加上房租便宜，不少年輕藝術家都喜歡到這裡租房。 找到餐館店面後，大家興匆匆地討論餐館如何命名，這時候活潑且點子豐富的蕭太太靈機一動提到：紐約州英文名是Empire State，那麼餐館英文就稱為Empire Szechuan Gourmet，中文就稱作「蜀湘園」吧。一九七六年「蜀湘園」就在這幾個憨直勇敢的台灣年輕人手中誕生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餐館開幕時生意相當好，當時蕭忠正一邊忙著醫學院研究，一邊要張羅餐館大小事宜，經常蠟燭兩頭燒忙得不可開交。與家人長談後，蕭忠正決定辭去醫學院的研究工作並投入餐館經營。當時他在醫學院的老闆卻皺起眉頭問道：「年輕人，你以前開過餐館嗎？這可是相當辛苦的，你最好再考慮一下吧!」蕭的老闆繼續說：「我建議你留職停薪一陣子吧。」蕭忠正滿懷感謝上司考慮如此周詳，但他看見餐館生意一片火紅，內心已經無暇研究室的實驗和數據了。一九七六年末，蕭忠正遞出辭呈離開了上司的研究室，他想起「一元銅板」把他們夫妻俩帶來紐約，之後認識張亞鳳與翁英俊，並帶來「蜀湘園」的創立，人生際遇不就是一連串的抉擇與努力嗎？走出醫學院外，此刻紐約飄下雪花，正下起入冬第一場大雪。…
May 26, 2017終身大事來臨時 作者 陳欽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底來紐約後，有時間就去賓州訪家兄嫂欽泉梅祝，六七年六月他們己搬到賓州諾利斯當Norristown state hospital當精神科住院醫師，他們和附近台灣人都經常連絡，如盧主義夫婦，Allentown的鍾秉常醫師夫婦，李昭仁劉惠麗夫婦，鍾太太曾看到還是單身的我，有意介紹她在新加坡的妹妹給我，問大嫂說若是我願意，她才會叫她妹妹來美國一趟，我的回答是我沒看到人本尊，我不能答應。事情就這樣擱住了。直到一九六八年一月初，有一天，大嫂打電話來，說有人要介紹台灣來留學的小姐給我認識，我問，長得怎樣？，她答，長得不壞，「不壊」這兩個字，差別很大，從客氣的不壞到真正的不壞，有很大距離，當時工作和值班較繁忙，本不想去，但大嫂又補充説，台灣家裡寄來一卷母親的録音帶，父母家裡一直沒裝電話，一年多沒聽到母親的聲音了，因而決定去一趟賓州，我還沒有車，也不會開車，去曼哈頓三十四街Penn Station搭乘火車，紐約火車站非常複雜，買好票後，還得等待宣布那一車道(track)上車，找到正確的車道，還得知道要搭火車頭或火車尾的車廂去費城，到達費城還要換另一條線的火車，才能到達 Norristown，當天在家兄家聽完母親的錄音帶，母親不外講些要早日完婚成家立業之言。翌日(正月十三日星期六)家兄嫂載我赴阿蓮鎭Allentown的李昭仁劉惠麗府上，我要看的對象是劉惠麗的妹妹劉惠昭，到達時，惠麗在廚房忙著準備大餐，惠昭出來應門，穿著一件紫藍色洋裝，留着一頭長髮，臉部沒有化妝，我的第一印象是還不錯，她的雙親（劉傳來醫師夫婦），二哥（劉榮精醫師），李昭仁雙親李連頂醫師夫婦和朋友陳逸松都在場，一埸寒暄，回答些旁邊長輩詢問後，利用他們閒談時，我開始和惠昭聊天，她大學畢業後來美拿到圖書館學碩士，現在Mobil大公司當電腦系統programmer，知道她哥哥劉榮宏高醫低我一年，曾一起學過柔道班，東海大學室友張簡秀惠是我好友張簡俊一的妹妹，離開前要了她的電話號碼。第二天回紐約前，先打電話後才到費城惠昭宿舍小敘，約好下週末去參觀費城美術館。 回到紐約馬上打電話給好友張簡俊一，報告並打聽一些消息。 —月二十日星期六，我去費城賓州大學附近惠昭的宿舍（樓下住的是她的鄕親，羅福全，毛清芬夫婦），邀她去美術館，我問她要不要搭計程車（走路太約須一兩個小時），她說喜歡走路去，走路是我的最愛，正中下懷，先到羅丹Rodin的雕塑舘，我帶來一架在日本買的Pentax照相機，順道照一些照片，一路走，一路討論有關貝多芬，莫扎特，蕭邦，基督山恩仇記，茶花女等等，還好我都能應對如流。到了美術館看了不少莫內Monet雷諾(Renoir)和梵高Van Gogh等人的畫作。還到附近公園蹓躂傾談。 我再約一月卄七日去找她，到達時她二哥（榮精）已在場，她的二哥要惠昭迴避，他單獨和我相談一小時，事後惠昭告訢我，我已通過二哥的口試了。 再下週末，和惠昭去Norristown拜訪家兄嫂，從費城乘坐火車，在車上，她説要看我的手相，只好沉黙的伸出陳半仙的手讓她看，看了半刻，她説還好沒有風流線，生命線够長，接著我就反客為主，看看她的手相，說些論斷，她才知道遇到高手。大嫂說我們的介紹人其實是鍾秉常太太，因有一次惠昭的母親遇到鍾太太，提到拜託替他們物色一位可靠的乘龍快婿，鍾太太本來有意介紹她在新加坡的妹妹給我，可是我的答案是，不見到本尊不能答應。她只好割愛讓出我。 每個週末我都來費城找惠昭，遇到每三週末須值班，則請同事先代我值班，以後再還。 相處五六個週末之後，我覺得在我十年來，所看過認識的小姐中，惠昭不是最漂亮，最聰明，最玲俐，或學歷最高的，但她是很可愛的，最適合我的。我已年快三十，她近在咫尺，我倆情投意合，在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綜合之下，我别無他擇，只有勇往前進，否則失之交臂，後悔莫及，終身遺憾。向她提起婚事，她雙親也不是省油的燈，已寫信問劉榮宏有關我在高醫的品行，又託在屏東的親戚明明堂眼科林醫師，驅車去水底寮打聴我家身世，好佳哉！陳家沒有娶大某細姨，沒重大遺傳病。沒賭博酗酒壊習慣。莫怪她父母這麼關切這椿婚事，因為嫁對人，就天天過情人節。嫁給有錢人，就天天過春節。嫁懶人，就天天過勞動節。嫁風流鬼，就天天過光棍節，嫁給幼稚人，就天天過兒童節。嫁給騙子，就天天過愚人節。台灣亮來綠燈。她雙親同意婚事。不過惠昭說她父母惋惜，先前兩位姐姐兩位哥哥在美國結婚，都沒有雙親參加祝福。惠昭希望父母親能參加我倆婚禮，完成他們的心願，但他們三月中以前必須回臺灣，參加萬年國代選舉蔣總統，所以婚禮若定在三月以後，要等他們再來美國，那是至少一年半載之後了，加以她母親中風，行動不便，世事難料，夜長夢多，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決定在他們回臺之前，三月九日舉行婚禮。（從一月十三日認識，到三月九日結婚，不到兩個月，諸位看官，請不要懐疑我們是奉子之命，或先上車後補票。我們的第一胎誕生，足足等一年多）。 我們決定入鄉隨俗，雖非敎徒，婚禮選在賓州大學恵昭宿舍附近的教堂(Tabernacle Church)，由牧師豪威爾Rev. Howell証婚，應邀參加的大多數是惠昭的親戚朋友，她的雙親，二哥嫂，三哥嫂，大姐姐夫，三姐姐夫及其雙親，伴娘陳芙美，陳瑞瑞幫忙化妝，朋友如羅福全毛清芬夫婦，陳錫清夫婦，李儒英夫婦王博文，林昆雄，吳秀香等等不能細列，我這邊伴郞潘泰雄，家兄嫂，攝影邱明泉劉美惠夫婦，張簡俊一劉靜枝夫婦和蔡慶壽陳瑞珠夫婦。婚禮儀式開始時，我和伴郎先走上教壇前，站在那裡等待，當時我的脚不斷的發抖，好像剉著等，因為心內兩種心情交戰不已，一則歡喜終於找到結婚對象了，二則憂慮將結束自由自在單身生活，而進入未知的兩人世界裡，不知有能力照顧另一個人否。新娘在結婚進行曲中由她父親帶到我面前，要擄敵或當逃兵，我已無退路，終於歡樂戰勝憂慮，牧師説教之後，我掀開新娘的頭蓋，沒有接吻（不好意思），牽着新娘的手腕，在孟德爾遜的仲夏夜之夢奏樂下，很輕鬆很快地走出教壇。教堂內活動中心擺放些由梅祝大嫂和惠麗三姐準備好的點心壽司水餃三明治果汁汽水供婚禮後賓客使用。 婚禮後我們去當時的蜜月聖地，賓州的坡可樂（Pocono Mountain）大旅館，住進蜜月套房，房間內有心形雙人浴池，外面遍地白雪，有滑雪纜車，但當時還不會滑雪，網球場積雪，只有室内游泳池可游，和乒乓球可打，或打橋牌，晚餐後看場晚秀，唱歌跳舞脫口秀。…
May 18, 2017彭明敏教授從台灣逃亡瑞典 作者 彭明敏 決心逃亡 調査局王淦處長來訪越來越頻繁，梁肅戎也更加努力要斡旋，但都無結果。美國使館和外國媒體都也知悉我與當局的關係非常緊張，他們都認為我的再被逮捕或更壞情形隨時可能發生，將不可避免(他們一再報導我似乎準備為了台灣獨立而「殉道」)。我也感覺事態愈來愈嚴重緊迫，而愈惡化。王淦一再苦口婆心地勸我接受他們的安排，說這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也可以解決，而且對我造成這麽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顯然，國民黨裡較開明的分子，仍然希望我妥協，想說服我靠向他們，公開表態向他們認同。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過日子，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親友圈子愈來愈縮小，不但活得沒有意義，被捕或被暗害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氣氛之下，我感覺好像快要窒息了。王淦和梁肅戎的來訪，變成一種難忍的刺痛了。 情勢惡化以後，我就更常深夜到Thomberry陽明山神學院的宿舍，去說明我所面對的惡劣情勢。經過多次的深入討論及分析，他們從一九六八年後期就開始勸我應該考慮逃亡到外國。起初我相當遲疑，說我有家庭，也還想為台灣前途做一點貢獻。他們卻指出我一旦喪命，不是對家庭和台灣的損失更大嗎？終於有一天我告訴他們：「我不得不逃亡」了，於此他們反問：「你真有決心冒險嗎？」我就告訴他們，我已經思考相當久了，逃離台灣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我的看法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失敗的話就要接受被殺的危險。可是回想起來，這樣的生活已快五年了，這樣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我願冒此險。他們就說，如果你想這樣做，凡是能夠幫忙的，都願意全力以赴。 在這個階段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基本決定而已。以後日本有一位可信的媒體人士，來訪問我，我就把這個決心洩漏給他。他很熱心，他要最後一次公開向美國政府請求，援助我能應聘出國，同時寫一私信給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請他幫忙。同時我要求他把我逃亡的意思傳給東京台灣獨立聯盟的宗像隆幸(宋重陽)先生。這位宗像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日本人，大學畢業後就在日本台獨聯盟擔任專職人員，一生奉獻於台灣獨立運動，雖未曾謀面，但知道此人是誠實可靠的。以後我就全力計畫逃亡的具體方法。 脫出前夕 開始留鬍子前，決定最後一次到高雄探視母親，我的母親那時身體不舒服，大多時間都待在二樓房間裡，她的房子是我大哥的緊鄰，她的電話裝在一樓，每有電話，她便需要走下樓，相當吃力。我這次去看她，決定幫她裝一個分機在二樓，免得她為接電話跑上跑下，覺得這是我能為她做的最後一件事。之後我買了一束鮮花，到郊外拜掃父親的墳墓。 後來才知道，母親那時覺得我的所作有異，以為我想自殺，她並沒有透露她的懷疑，但是我快要搭火車回台北前一兩個鐘頭，她突然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必須要相信上帝，你一定要相信永生。」她帶著幾乎生氣的聲音說：「你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常禱告，常讀聖經，不然的話，你的生命沒有用了。」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而悲傷，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而我們的分離竟沒有比這樣較溫暖一些。以後才了解，那時她正在努力壓抑她內心深處的激動。 回到台北，我開始整理文件，燒毀日記、通信等等個人信件。我從日本小學時就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所以被關的十三個月外，每天的日記都在家裡。我決定把這些日記通通燒毀，包括我認為珍貴的資料，如：我與胡適之先生來往信件、美國棒球名將貝比魯斯(Babe Ruth)的簽名片(我在日本唸小學時，他來日本訪問，我直接寫信向他要簽名，他就寄給我了)、與「國際特赦組織」往來文件，當然包括與宗像的幾十封通信。為此花了幾個禮拜，每日在宿舍後庭一件一件不捨地燒毀。當然我的家人事先並不知道我的逃亡計畫，不告訴他們理由是，我出走後，當局一定會嚴厲調查，若他們事先知道，就會被冠上「知情不報」的嚴重罪名，所以為了保護他們，我忍住不讓任何家人知道。我的妻子兒女似乎覺得這幾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尤其兒子頗起疑心。我花了許多時間，伏案寫遺囑給妻兒、母親和其他親屬。我也秘密約見謝聰敏和魏廷朝，但沒有告訴他們我即將出走，僅在心中暗地與他們告別。另外，我寫了一封英文聲明，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假如我被捕，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自白」「悔改」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在聲明中都事先予以否認。這份聲明將秘密存放於台灣，其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國，萬一逃亡失敗，便將之公佈。 見證人秘密隨行 我們估計計畫成功率是一半一半，也預料萬一被發現被捕時，他們可能秘密把我殺害，裝著不知道此事，說我失蹤了。因為這計畫是秘密的，沒有人知道，所以外面只有接受這種說法。但是我們希望，不論成功或失敗，有一人能見證，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位非常虔誠正直的美籍清教派牧師，派駐日本工作，也是Thomberry的好友，我們也讓他知道這個計劃的大概。他對台灣的政情，也非常清楚，曾經為了要幫助政治犯家族，在美國募款，同時也為我的逃亡計畫，赴國外募款過。我們和他商量討論後，他志願作我逃亡的現場見證人。所以他就預訂一月二日以前飛抵台北，跟我完全不接觸，但是預訂跟我同班機飛往香港，秘密看著我由台北到香港的行蹤。如此一切計畫就緒了。 準備就緒，即要決行前夕，回顧自從決心冒死一試，直到現在，外國朋友們的俠義協助，對於脫出的大策略，與外國秘密聯絡的管道，脫出途中的接應，見證人的安排，經費的籌備等等都是關鍵也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援助，但畢竟他們是外國人，對於台灣社會內部的複雜曲曲折折，不甚了解，而全球知有此計畫的台灣人，只有我一人，所以與日本宗像隆幸聯絡，如何保密，如何化裝，電報暗號，可能意外發生的各種狀況，準備過程有無漏洞等等，都只有我一個人去思考，無人可以請教，無人可以商量，無人提供意見，無人一起檢討，一 人在台北市溫州街十八巷四號台大宿舍小書房裡，日以繼夜窮思苦慮，常在半夜驚醒想到一件事，立刻跳起來把它寫下，怕到了早晨會忘記。知覺成敗生死，全繫於我一己，痛感悵然孤獨。 遺囑 事先否認萬一被捕而被迫所作「自白」「悔過」一類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