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ly 7, 2015巴西復活記 作者 程韻如 這次到巴西以前，我一直擔心若飛機誤點或沒趕上飛機，不知該如何聯络。偏偏我坐在機門前四十五分鐘，居然讓飛機給飛走了！第二天從Dallas起飛，過了一夜，第三天我才飛到了聖保羅。真沒想到到巴西這麼遠！世台會精彩節目我大部份都錯過了，只趕上星期日早上的節目、下午的半日遊與晚會，星期一大家就分别參加旅遊了。 因參加Iquacu瀑布遊覽的人數超過四百人，所以參加旅遊的人被分成兩組，一組先去漆布區，另一組則先去Rio。我是分配到先去瀑布的那一組。星期一（七月三十日）的白天先去風景優美的Santos海港遊覽，晚上到達Iquacu的旅館己是清晨一點鐘了。過了七月三十日與八月一日難忘的兩天，我們分别在巴西與阿根廷兩邊欣賞美麗壯觀的瀑布，也坐了令人興奮的遊覽瀑布下層風光的橡皮艇。雖然花了三天才到巴西，覺得還是很值得！在八月一日下午，我還稱讚陳邦基先生（他是陪我們這車的巴西同鄉，這次的旅遊也是他安排的），把這麼多人的旅遊安排得這麼好！沒想到當天下午在Rio那邊就出事了。 八月二日早餐時，葉錦如告訴我們，她妹妹在半夜兩點打電話告訴她Rio那邊車禍的消息。她也和Detroit的弟弟葉治平通過電話，知道據網路上的報導，有五、六人在車禍中死亡，很多人受傷。她也記不清楚名字。治平問她我在哪裡，錦如告訴他，與她在一起。那天早上我們請巴西導遊（陳先生已先去Rio）帶我們去telephone service打電話回家報平安。因是上班時間，我打到仲郎的公司，但沒找到他，只留言：”I am OK!” 那天下午我就坐飛機到Rio，晚上八點多到達旅館。在門口，有位同鄉在念死亡名單，說到黄秀娥時，我小嬸（與我同事）即放聲大哭，因為死者是她的好友。一走入旅館，碰到謝慶輝、林義德與陳邦基，他們都告訴我前晚曾和仲郎說過話，告訴他我不在Rio的那一組，但他好像不相信。我覺得不太對，就再試著打電話給他。聯络上之後，才知前晚十一點半網路上的消息，把我-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陳韻如-列在死亡名單中，很多親友因此整夜都沒睡。巴西同鄉己告訴仲郎說我不在Rio，但中央社明明寫說我已死亡，他實在不知道該相信那邊，所以他到處打電話，半夜也打到李應元家、台灣外交部等地方。起先他們只有Suzan Chen，沒有漢文名字，所以他便一直打電話來巴西，以確定Suzan Chen到底是誰。同時，NATWA的email也發出我死亡的消息。一直到清晨五點多，黄月桂傳真過來外交部更正過的死亡名單，確認Suzan Chen的漢文名字為陳敏慈，他們才鬆了一口氣。NATWA的email也再發出更正的消息，否則己有姊妹要飛來我家幫忙安排喪事。 整夜的混亂追究起來，是中央社記者呂怡青自作主張，把我的名字與頭銜列入死亡名單，聽說這樣才有新聞價値。孰不知這種不負責的報導，結果造成了多少的混亂！新聞都是抄來抄去，台灣的電視也報了好多次，親戚、朋友都以為我去了，不知多少人為我流淚，更不用說我家人，聽說有人已要訂機票來參加喪禮了。也有人要送花、替我念經、幫我超渡，更有人開始寫悼文。看來我是幸運的，試問，有多少人能這樣預演自己的死亡？ 八月三日（星期五）我沒繼續參加旅遊，而是跟著受傷家屬與上山幫忙的同鄉，一起到Petropolis三家醫院探望傷者。車禍後五人死亡，三十三人受傷，分别被送到三家醬院，其中五人重傷，在加護病房。當天己有輕傷的同鄉出院了。受傷名單中，有七位是NATWA姊妹，兩位姊妹的先生過世。好幾對夫婦都分開在不同醫院，因語言不通，電話不好打，我就兩邊替他們傳達消息。那天最困難的，是黄芬蘭（過世的蔡兆嘉的太太）問我她先生不知在哪裡。因家屬未到，還沒告訴他們死亡的消息，我只好說謊了。Houston的蘇先生好像心裡有數，告訴我這對夫妻是：「兩個人來，一個人回去」。 那天有個小插曲。Rio辦事處處長黄聯昇夫婦坐鎮在醫院好幾天了，相當辛苦，謝慶輝與我去看他。我是要請他幫我澄清我在死亡名單上的名字。我先拿我的名片給他，他看後就說：「不是妳啊？」接著就以那官僚十足的口氣，解釋說他把死亡名單交給外交部，公布名單正確與否是他們的決定，與他無關。慶輝跟他表示，因名單不完整，Suzan Chen沒附上漢文，才會造成此混亂。那時我的毛病又發作，沉不住氣，越說越大聲，後來他终於答應替我發張公文到外交部澄清。當天下午就給我那公文的副本，我也向他致謝。之後他的態度客氣多了，替我們做了不少事。 八月四日（星期六）Petropolis市政府要替五位罹難者舉行追悼會。同時在聖保羅則是巴西同鄉陳隆星的葬禮，郭重國與黄昭堂去參加陳先生葬禮，因此前晚決定邱義昌要上台致詞，他必須連夜準備講稿（已在公論報刊登過）。起先已取消到Petropolis的行程，因追掉會，旅行社CVC臨時決定三部車子都去參加。本來擔心中國領事館會派人來致詞，特别請林純美（Rio同鄉會會長）先向市政府交代不要讓他們上台。大概由他們的情報，得知參加世台會的在Rio的同鄉全都會參加，所以他們始終沒有出現。一到會場，林義德要我接著邱義昌上台致詞。因義昌以英文致詞，所以我決定以台語致詞，並請莊深湖的公子莊偉森翻譯。現在我已記不起那時說了些什麼，只記得有人在擦眼淚。接著是兒童合唱團優美的歌聲，再來是我們全體合唱「福爾摩沙頌」。最後義昌把WTC的旗子交給市長，場面相當感人。不少媒體也來採訪報導。會後我又回到醫院。 這時己有不少家屬趕來處理善後。那天下午，我碰到幾位稍會說英文的醫師，加上我護士的訓練，跟家屬說明澄清了不少病情。當晚回旅館途中，林純美接到處長太太的電話，說她沒辦法做這翻譯的工作了，希望把它交由同鄉會接管。這兩天在醫院走動，才知在病床邊作翻譯與跑腿的工作有多重要！純美馬上打電話招兵買馬，其中包括聯絡慈濟，但他們說可來關懷或捐點基金，但不可能來醫院幫忙。大部份的人在八月五日離開，留在醫院的同鄉也開始有點緊張。當晚我和義昌商量，想在隔天發起捐款，這樣至少能募些錢請人上山來照顧。八月五日早餐時，義昌先向大 家作一簡報，接著NATWA姊妹即發揮NATWA精神，在短短時間内募得了現金、支票達七千多美金，整理後即交給義昌。在此感謝捐款的同鄉與NATWA姊妹。那天下午，大部份同鄉都離開Rio了。慶輝帶我們到旅館對面的海灘吃椰子，以此結束了這終身難忘之旅。…
- July 6, 2015問Mr. Stevie Wonder現在幾點 作者 劉重義 今年(2015)華府配合獨立紀念日煙火秀的慶祝音樂活動中，許多過去著名的歌星和作曲家都被提到名字，作為一種對他們的尊敬與懷念。其中，Stevie Wonder再度勾起我的記憶。 1983年我服務的公司為美國股票交易市場進行安裝第一代的區域網路，我因此常常得飛到紐約工作。股票交易市場營運到下午4點才結束，之後我們才能進入電腦中心做必要的測試，因此往往要搞到半夜才能回旅館休息。 有一天我和我老闆兩人工作到晚上12點才回到旅館，因為又累又渴，就想到樓下酒吧去喝啤酒。下樓梯的時候，迎面來了一群人往樓上走，我以為酒吧已經關門，因此就問走在最前面一位帶墨鏡的非裔美國人，「現在幾點？」那人頓了一下，叫旁邊一位很壯的顯然是隨身保鏢給了我時間。 我和這群人交談的時候，我老闆頭也不回繼續下樓梯走。酒吧還開著，一位女歌星在台上唱歌。喝啤酒的時候，我老闆告訴我剛才的行為很不應該，「他是Stevie Wonder，他來幫這位女歌星捧場。」 我並不知道Stevie Wonder何許人，既然旁邊顯然有好幾位保鏢，當然是大頭人物。不過，我「問問時間有問題嗎？」我老闆直搖頭，大聲告訴我，「他是瞎子！他可能會認為你在侮辱他！旁邊的保鏢可能會揍你。」 幾天後回到公司，整個公司上上下下都已經知道這個故事，大家都認為這是非常難以想像的大笑話，難得抓到機會取笑我。一位女同事一直哀嘆，我為什麼沒有跟Stevie Wonder要簽名。當我的孩子讀到高中的時候，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他們，兩個小鬼都目瞪口呆，大叫「你竟然沒有跟他要簽名！」那時候，我才真正瞭解Stevie Wonder在美國社會多有名。 源自 劉重義
July 6, 2015那一年 作者 迪惠蘭 那一年，我到威斯康辛州的夢城(Menomonie), UW-STOUT讀研究所, 攻讀MEDIA TECHNOLOGY。在白雪飄飄的日子裡，我早出晚歸地過打工、上課、做功課、再打工的無閒生活。 有一日，我穿著媽媽特別親手為我 縫製的大衣，走在光光的冰上，很笨拙地滑了一跤。同班同學Tedla趕緊扶我起來。他說要請我喝杯咖啡，可以溫暖身體。反正那一日的課上完了，我隨口說OK。 有些驚魂未定!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咖啡是什麼。正在品嚐那杯苦苦的咖啡時，我的好朋友Emily走過來，笑瞇瞇地問我:「妳也會喝咖啡呀?」 我還沒有回應，她已經調皮地走開了。Tedla很有興趣的問我她是誰，還很認真地要求我將Emily介紹給他。他的策略是，我們一起去吃飯，他會找他的好朋友John一起去。如此，他可以集中精神和Emily講話，照顧她，不用理我。就這樣地，我認識了John. John的父母都是牧師，非常慈祥。我和Telda, Emily只要抽得出時間，就跟著John到大學附近的一個小城市Cadott 拜訪John 的父母。除了John的父母以外，他的哥哥弟弟也都是牧師，可說是牧師家庭。漸漸地，他們對我這位Taiwanese girl很有興趣，常常問我一些台灣的風俗習慣，文化，地理和歷史。 可憐的我，是國民黨大中國思想教育下的乖學生，赫然發現自己對台灣的認知幾乎是零。人家這麼熱心地想知道我的背景，我卻茫然不知，甚至想不出台灣有什麼文化。日治時代，我的父母親接受日本文化，中國人來台灣以後，學生所學的是中國文化。但是我的父母，祖父母口頭上常講「咱台灣人…..…..」，沒講過「咱中國人………」。我的台灣意識就這樣地開始萌芽、成長、茁壯。幾次打電話回台灣，就為了聽媽媽那關愛的河洛話。嚴冬過後，春暖花開，偶爾聽見土蚓在叫，竟以為自己在新竹呢! 思鄉情深。 Telda…- July 6, 2015THAT YEAR Author: Whelan Detrick 迪惠蘭 That year, I attended UW-Stout University, Menomonie, Wisconsin as a graduate school student majoring…
- June 30, 2015一見鍾情婚姻路 作者 林天德 在社交場合，每當人們知道我不會說日本話，我牽手不會說台灣話或中國語時，他們總會追問我「你們彼此用什麼話溝通」？在我輕易回答「英語」後，我立刻就可感受到對方有所不滿足。緊接者，就來這麼一個問句「你們在那裡認識的」？這問題我不介意回答，但我覺得有必要多加說明，因為我光回答說「洛杉磯（Los Angeles, CA）」，對方也不會滿意。說句實在話，我很少問他人夫婦怎麼認識的，因為我覺得那是私事。可是我的婚姻所引起的好奇遠勝過私事，好奇到讓我恨不得是個小說家，能夠把我們的相識歷程寫成一部小說，再不然就生動地描畫出那「千里一線牽」的景象。不過，我不會讓你失望，至少我是一個諮商心理學家，我會問我自己，從我的婚姻中，我能跟你分享些什麼？ 首先我得承認，要是我跟台灣女人結婚，我這一生走的路將跟我現在的情況會大不同。婚姻是人生大事，婚後人生路線是兩人一齊走的，假如伴侶不同，自然走的路線就不同。我如有個台灣太太，我現在就較可能回台定居與工作，也較可能參與台灣政治活動，較可能餐餐吃台灣菜，也較會說台灣話，較會………….。這個list說不完，特別是在我與牽手觸礁的時後，我心中就會有如是比較的感覺。比較心乃人之常情，我相信既使你這台灣男人跟台灣女人結婚，你還是會比較你太太與你心中另一個未得結婚的女人，在內心上也有「較會這樣和較不會那樣」的感覺吧。 顯然大家對我的婚姻感興趣是在國別差異上。這差異，婚前在我腦海中確曾閃過，然我當時未經家人同意，就自己當機立斷說「沒關係」。我出生在日本統治時代，我家人會說日本話，我自己也會一點點，甚至幼小時也常聽人家說誰的太太是日本人。中學時代，我欣賞日本電影，覺得日本人的想法跟台灣人一樣，更何況女明星像「若尾文子」都是我美的偶像。所以說，我原本對日本人就不陌生，甚至有些敬佩，現在就連所我駕駛的日本車，一直是美好又可靠。我相信，日本製的太太也該是一流才對，更何況小時常聽人家說一個男人要「住西洋厝、吃中國菜、娶日本某」。 那我怎麼認識我太太呢？說起來，完全是機緣。一九六七年，我已在UCLA攻讀博士。那年耶誕節前夕，我和幾位台灣留學生都接到Pacific Palisades一家教會的耶誕節聚會邀請，都去參加。在我進入會場前，就在樓下處，看到一位黑髮漂亮女生正往樓梯上爬，頓時就引起我的興趣。我緊跟爬上樓梯進入會場，故意選坐在她的旁邊。現在已記不得當晚我跟她說些什麼，只記得她是短期從日本來學英文的女生，現寄住Beverly Hill一猶太人家。聚餐後，我樂意送她回家。從該晚起，我就沒放過她。每到週末，我就約她出去玩，可說一拍即合。我開的是一部老舊福特公司出產的Falcon汽車〈圖一〉，她不嫌棄，我們就這麼玩遍洛杉磯景點〈圖二〉。她沒身份得要回日本，而我當時已有綠卡，也知道只要結婚，她就可跟我留下來。就這樣我速戰速決，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我們在Santa Monica 一家Unitarian教堂結婚了（圖三）。 我又得承認，我們的婚姻基礎很脆弱。我們相識的時間總共才只四個月，太短了。現在想起來，假如能重來一次，我當然樂意多結交一點時間。所以說，我的婚姻如同我父輩，是在結婚後才開始談戀愛。我們的婚姻是基於情不是基於理，是基於需要不是基於名利，是應呼情況不是事先安排。結婚時，她沒嫁妝，我也沒房產，各自只有一個行李箱。假如當時沒有我UCLA客待家庭〈host families〉的幫忙，我們的婚禮可不會進行得那麼順利。直到現在，我念念不忘我的客待家庭母親Norma Herbert。我們的蜜月旅行，更是簡單，我租用一部車（圖四），先開到Santa Monica海邊城過夜，再沿海岸往南開到海軍城San Diego，就返回洛杉磯，還好中途換搭船到海島Catalina Islands 玩兩天，如是一星期而已，情甘也意願。…
- June 29, 2015結婚 作者 林國光 來美國留學的人中，我大概是最不合適也最不合格人之一。一則父母年老，父親已八十高齡，母親也六十、身體也不行；再者實在我成績太壞，根本出不了國。大學四年大概上了兩年而已，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讀自己想要看的書、思索人生，成績大部分只要六十、七十分，可以及格畢業就是。 莘莘學子努力準備升學，我也努力背誦杜牧、李後主、李清照的作品，大學聯考前一天去看考場，我沉迷於司馬翎的武俠小說沈雁飛，走過臺北大橋。聯考最後 一科的物理考了一半我對自己說算了吧，考不上醫科不好，考上醫科更不好，想有個學校念，以後在鄉下當中、小學教教書就好。考進藥學系，父母親要我轉系或去日本念醫科，我同意了後者，在大學時也認真地念了德文，日文。心想將來可讀那些原文的文學作品。 宿命緣份吧！使我有機會認識同班的女同學，彼此常談笑爭論欲罷不能。環境使女友毅然出國留學，她在美國一等幾年。我留學考考了幾次，托福考了幾次，都不過，女友還在等，這已不只是男人一個人的臭自尊了，最後只好低頭去補習才考過托福。從不講英文，也只好去補習班，從會話初级班開始，從字母發音開始，到了出國時，初级班都還没畢業。 來美時經過日本，當時德文、日文還相當流利，而進入西雅圖第一感覺到是在外國語言不通。那時在想西方國家有天堂，上帝旁有天使，那麼天使的樣子就是這美麗和善的空中小姐了，幫忙我打接方付錢的電話給女友，讓我告知她我的行程。 到了巴城機場，分别近三年的女友已等不及衝到來客的甬道，雙手在握恍如隔世。坐公車進城到住的地方，她已在她住一房一廳的公寓同一樓，另租一間房間给我。第二天去見了指導教授，語言無法溝通。 為了省錢，決定結婚（當時沒有就同居的）。女友打了電話到巴城的法院註冊結婚證書，過了兩天通知辦好了，趁中午休息時間，倆人由學校走到法院。三月中旬的巴城天還有點涼意，前一天的一點雪花也已溶去。進了建築堂皇的法院，内人去到視窗與負責人交談，我英文聽不大懂，一切由她擺佈，大概是說我們來領幾天前申請的結婚證書。對方問什麼名字？一查檔案拿出檔，内人付了十五塊錢，還有人在等他辦事，我們說了聲謝謝就離開，走了幾步，他問了一聲，『小姐，你們要在那個教堂結婚？』內人與我掉頭愣住了，他招手要我們回去，笑著指著證件說，『這兩個地方要證人簽名才合法。』我們不知所措，他看出我們的窘境，便建議法院有人可以給我們證婚。 倆人去了樓下指定的房間，裏頭一人是律師，從座位站了起來替我們證婚。叫我們脫去大衣，並排站在他面前，他喃喃說了些話，內人對我說就講，『我願意』，我照說了，内人也同樣來一下，我們沒有戒指，他就宣佈完成，我可以親新娘。東方人不當眾親熱，我只對我的新娘抱了一下。接著他問親友在那裏？内人說就只我倆，他說還要一人簽字，他建議正在角落擦地板的工友可以當證人。於是內人走過去請他來簽個字，給了律師及證人各五元酬謝。 回家路上經過一家糖果店，一些碎塊的巧克力在減價廉賣，進去買了一塊錢慶祝，再趕回去吃飯工作。法院到學校工作的地方差不多十分鐘距離，一下就到了。 我不追求利、也不追求名，如今依然兩袖清風，三十多年了，内人還跟我過没有名、没有利的日子。 摘自 台美文藝2015 台美人筆會/加州 洛杉磯
- June 26, 2015懷念林宗光 作者 楊遠薰 林宗光教授 林宗光去世已一年多，不久前，他的太太唐錦慧打電話給我，聊了些往日舊事與她夢見林宗光的情境。一時，林宗光講話帶笑的神情猶在眼前，令人十分懷念。 林宗光是位公眾人物，也是個很可親的朋友。眾人知道的他是前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長、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博士的公子。私底下的他是個活潑、風趣與隨和的人，很照顧年輕的一輩。我們於八十年代在愛荷華相識，前後相處七年，如今回想當年的情況，許多溫馨的感覺不禁湧上心頭。 1 林宗光是個親和性很強的人。1980年四月，阿加應聘到愛荷華州立大學食科系擔任助教授(Assist Professor)，我們遂搬到愛荷華州的艾姆斯城 (Ames, Iowa)。阿加到系裡上班數日後，有位學生告訴他，星期五晚上若到愛大的體育館打球，會看到一些台灣學生與同鄉。阿加邀我前往，我們果然在籃球場邊看到幾個黑頭髮的人。 不久，有個人過來和我們打招呼，自我介紹說他林叫宗光，在迪莫伊市(Des Moines)的德雷克大學(Drake University)教書，每星期五晚上都帶三個兒子到愛大打球。他親切地問我們在哪系就讀或工作？叫什麼名字？還說下星期若天氣暖和，他們將移師戶外打壘球，歡迎阿加加入，也歡迎我去觀球。隨後，我們互換電話號碼後便告別。 所以第二次見到林宗光，是在愛大的壘球場邊。阿加與他們一起練球，懷著身孕的我在球場邊觀看。但見一群大男生馳聘球場，又吼又叫，遇漏接或打壞球時，還會沮喪地擲球套，看來很認真。 打完球後，眾人聚在球場邊喝水，並向我與阿加問這問那。他們問我們住哪兒？我說：「不遠，就在大學西邊的住宅區，歡迎大家到我們家坐。」結果此話一出，他們七嘴八舌一下，竟說聲：「好，走！」然後各自開車，隨我們的車到我家。 那日一進家門，我連忙鑽進廚房張羅茶水，待端到客廳，見一群人或坐或站，高聲談笑，歡喜自如，不禁啞然失笑。後來方知星期五晚上是他們的快樂時光，打完球後，通常到某個人家吃些水果，聊一陣天後再回家。 Iowa壘球隊部分隊員合影。前排左一為隊長林宗光，中為許學加 不久，一位叫張淑媛的太太打電話給我，邀我們參加艾城台灣同鄉會的端午節聚餐。就在那餐會裡，我們見到林宗光的太太唐錦慧，也認識了在艾城工作的幾戶同鄉包括在愛大執教的蔡玉銘教授夫婦、陳慶昌教授夫婦、黃樹民教授夫婦、服務美國農業部的黃文源博士夫婦、任職私人公司的黃藻芬博士夫婦，就讀物理系博士班的林茂清夫婦…等等。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我們的好朋友。 其時，同鄉會的人稱呼對方都連名帶姓地叫，從不加教授、醫師、博士…等頭銜。我入境隨俗，亦喊林宗光的名字。孰知他似認真似開玩笑地對我說：「妳要喊我『阿公』，因為我的名字就叫『阿光』。」…
- June 25, 2015王純純女士社區參與的故事 美國華盛頓州民主黨全國性黨代表 採訪者 黃滿玉 一、純純，1992年妳是第一位華裔代表WASHINGTON STATE來紐約參加NATIONAL DEMOCRATIC CONVENTION。妳過去在草根外交上不遺其力，有相當成就，能不能談一下妳的背景及淵源？ 答：你的問題範圍廣，非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我要更正的是，我是西雅圖唯一亞裔代表（並非華裔），我溶入美國主流社會實比台灣人運動更早，遠在二十年前，我就加入民主黨，當PCE（PRECINCT COMMITTEE OFFICER）共十三年。直到六、七年前，西雅圖台灣人運動才開始；當時我是FAPA之第一任會長及創始人，此外我也是西雅圖許多社團之發起人，譬如婦女會、青少年商會及台美公民協會。記得早一點西雅圖台灣同鄉會章旨，亦在我家起草開始。話說回來政黨選區結構上，目前，西雅圖共有50 DISTRICTS，上有CONGREGATION（有九位CONGRESSMEN），其上才有STATE，目前我是STATE的唯一亞裔代表，這樣說明可能較易了解，我的職位是在第四階層上的。 我是台大經濟系畢業，曾到新加坡敎書，後在波音公司當工程師，我對政治的興趣，起源對敎育制度的關心。我的兒子小學、初、高中時，我就投入PTA當理事，後當主席。我與鄰居相處，得識白人與之打成一片，選舉時他們都支持我當選。自從當上PCO，職務上言，美國每年都選舉，我代表民主黨，對每位西雅圖D黨候選人都要經手支持。我在CENTRAL CONVENTION上當義工，負責聯络，安排集會及募款工作。且在西華報Seattle Chinese Post（中英文週報）當EDITOR OF YELLOW PAGES，此報在當地有影響力，採訪何種候選人，報紙影響輿論，許多政治家須幫助，由我透過此報紙去宣傳。此外，我和先生（王顯貴）經營地產業，他主外，我主內管財務。時間安排上，我不僅是FULL TIME而已，很忙。…
- June 24, 2015記取疏忽的教訓 一生因疏忽，笑話的確鬧了不少，卻做夢也沒想到竟致闖下”坐牢”之禍。 作者 羅玉桂 不拘小節，粗心大意，這種個性讓我吃了不少甜頭，也惹了好多麻煩。舉個例子，新婚時，我不必像標準媳婦早起晚睡，煮飯菜做家事。主要原因是雙方家長的顧忌怕我闖禍（打破東西等），衝傷吉利。我的朋友很多，但得罪人常常是我最後知道的。在學校成績拿滿分比登山還難，經常考試卷上不是落掉問答題，就是少寫，因我的疏忽而被老師處罰、父母埋怨，最是頭痛。外子一心只望娶位「秀氣」的太太。結婚後他曾試著改變我，無奈「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生笑話的確鬧了不少，卻做夢也沒想到竟致闖下”坐牢”之禍。 為著準備去紐約看小孫子，還有待產的女兒。1994年8月5日早上，我去Wall Mart買東西，挑選了兩件游泳用的大毛巾，還有些襪子，想當禮物送給他們。價錢共39元，當我把Discover卡給櫃臺伙記時，她好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驚奇，也許還暗暗高興捉到一隻肥羊，可以稱功。於是馬上請他們的經理來，經理要我I.D.卡。她人還滿客氣，叫我稍等五分鐘。不知情的我，也乖乖地等。突然我發現好幾個人朝我而來，同時把我請到一間暗暗的辦公室裡。當時屋裡連我共六人，站著的四位女士守住我，由唯一的男士開始興師問罪。他問我說：「這卡是否妳的？」我接過來看才發現卡上的名字不對。我回答說：「不是。」接著他又問：「妳從哪裡拿到這卡？」我驚嘆了一聲：「Good Heaven.」然後回答說：「不曉得。」這時我也開始緊張起來，想表明我的清白，找遍我的皮包所有的卡，翻來翻去，就是找不到我自己的Discover卡。正在這時候，兩位警察進來，其中的一位命令我把手放到背後，然後給我套上了手銬，就把我帶走了。另一個留下來繼續調查。 傻大姐的我，反應真慢，還沒領會到自己是犯人。當警察用力推我上車弄痛我的手腕，我還很大方要求放鬆手銬，他很兇的說：「No.」。到拘留所，兩個聲音我聽起來很恐怖且熟悉，「”嘩啦”開了門，與”卡擦”關了門。」這不就是電影中常出現的犯人被關進牢鏡頭嗎？我還天真地想「嘿！我現已名符其實地成為電影中的主角了。」進入一間很小的房間，四周除了掛著一個電話機外，什麼都沒有。一位女警察查遍我的身體，隔窗另一位女警察開始替我辦理手續。所有隨身的東西（包括手錶、皮包、鞋帶等）全部沒收。然後開始照相，正面、側面，統統照，還有印指紋。最後從我的皮包拿了四個Quarters給我打電話，這時我才恍然大悟，自己闖上了大禍。我打了兩次電話給外子，告訴他我被關了，其中一次是他們系裡的秘書接的。她說：「Mrs. Chen, Don't worry, your husband is on the way.」打電話後，就被關在另一個小房間，而再也沒有機會和外界接觸。 我是早上十點半被關進的，大約下午四點左右那位負責調查的警察回來告訴我，調查的結果，我的信用卡是被人換錯的，案子單純，不久就可以出去。同時他也答應通知外子來接我。聽了心裡很安慰，也很高興，但左望右盼，一點消息都沒有，直到大約晚上八點，我再也忍不住，就詢問看守的警官，我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出去。他說：「今天是週末，我們特別忙，恐怕妳要有心理準備在這裡過夜。」我聽了差點暈倒，失望透了。我不能了解他們在搞什麼？只看到他們一批一批地捉進套上手拷的年青伙子。後來才知道我犯案在Kenner市，而我是Metarie地區的人，我必須回去Metarie的拘留所辦理保釋手續。原來他們忙著捉人，沒有人馬與車輛護送我到Metairie。外子早就知道此事，一面打電話催警局，一面找Kenner政界有交誼的朋友管先生，直到十點鐘找到管先生出來替我講情。 我被關進小房間，大約六尺長，四尺寬，光線通明，蠻乾淨，周圍是固定的長椅子。當時裡頭有一白與二黑妞，與我共四人。大約六小時後，那位白的被保走，剩下我們三個人。我可以看出那兩黑妞是這裡的常客，很瀟灑、大方、不在乎，隨便大聲小叫。向看守的警察要了毯子，就大大方方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兩個黑妞可能也看出我是初道者，不經我同意多要了一條給我。遺憾的，我看那又臭又髒的東西，一點也沒興趣，更不用說去使用它。送來吃的東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她們連我的份也統統吃掉了，還罵我大傻瓜。…
- June 23, 2015吳秀惠醫師的故事 INSPIRATIONAL SPEECH 筆錄 簡良娥 秀惠以她的生命歷程為例，討論我們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階段做不同的抉擇。 未來美國以前，秀惠對自己的生命途徑沒有選擇的機會。她是個乖女兒，一切均由父母安排，就讀醫學院。雖然沒有選擇的機會，秀惠卻有強烈的選擇意志。在高中畢業晚會“金色夜釵”的戲劇演出，她把故事的男女主角改變，使編劇的老師騖訝萬分。 一九五八年來美國後，秀惠對自己生命開始能做安排與決定。原來的決定是先生穫Ph.D.之後，要回台灣敎書。但畢業的前一年，發生一件極不預期的事件，芝加哥領事有一天打電話來要秀惠與先生一起去談話，說他們參與台獨運動，是一種叛亂罪，要寫悔過書。如寫悔過書，就能繼續留在美國唸書，完成學業後回台。如不寫悔過書，就得不到簽證而失去居住美國之身份。這時的選擇雖然困難，其實也很簡單。因為他們絶對不會寫悔過書。 一九六四年先生畢業後，因為沒有身份，找事非常困難，雖然敎授非常關懷，介紹律師幫忙，但是可能的辦法均行不通。要由在美國出生的小孩替父母申請，需要小孩滿十八歲。當時三個小孩只有一歲、二歲、三歲。要申請政治庇護，卻沒有任何證據可用，因為領事館只用電話聯絡，沒有任何書件。當夜深人靜，小孩安睡後，常常不禁流淚，如此為期五年多。 一九六八年West Virginia醫學院剛成立不久，需要一個腦神經病理學家。如果秀惠先生接受這個職位，學校願意以州的名義為他們辦身份。雖然他們較喜歡去大名校，但為了身份，只好接受職位。這時的選擇也很容易，因為無從選擇。現在回想起來，去West Virginia也有許多好處，因為是小大學，先生能獨自發揮其構想做研究。 這時小孩已較長大，秀惠有較多的時間，她開始參加League of Women Voters及Amnesty International台灣人權會等组織。校區當地的美國人非常開化，當美麗島事件發生時，他們常跟秀惠一起去紐約或者Washington D.C.參加抗議活動，當地的媒體也非常支持。 當時秀惠也做了另一個選擇。做Boy Scout的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