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y 18, 2015我的網球三部曲 作者 黃東昇 (A) 第一部曲： 軟網時期在台灣，赤腳熱場追球跑。(1950 - 1960) 大約在1950年代，我念台南一中。我認識了幾位喜歡打網球的同學。〔其中一位是黃明富。明富家住郵局網球場旁邊，他從小就學打網球，後來在高中和大學他都參加網球校隊〕。我們放學後經常拿舊網球拍、橡膠網球及一條長線，穿上木屐，就前往網球場。當時的網球場無人維護。球場沒有網、地表面有許多裂縫。我們以長 線為網，放置木屐於草地上，光著腳就打球。因剛開始學習打球，又沒人教，我們在球場上試著在追球而已，雖然如此也是玩得很高興。記得當年在炎熱的夏天，球場的混凝土地面是很熱。我們赤腳，只能打一下，再休息一下。 1952年的生日是我成年滿十六歲，因為我是獨子，父母按照台灣風俗，給我辦了孩成年的慶祝會，請來了不少親戚朋友。我的七舅（我母親的哥哥，葉作亨）特別送給我一個生日禮物：一支日本製網球球拍〔Futabaya，這個品牌現在已經不存在〕。他也給我上了兩次網球課。這支球拍一直是我很珍惜的所有物。 當時我們在台灣打的網球被稱為軟式網球。現在我們在美國打的網球被稱為硬式網球。軟式網球的球拍比較輕，球是氣充八分滿的軟橡膠球。軟網球拍如用來打硬式網球，球拍會斷掉。當時打軟網比硬網便宜多，所以軟網在日本很盛行。台灣因被日本統治五十年，軟網在台灣也很‧流行。當時全台灣中學網球隊最強的是台南一中及台中一中。南一中附近的竹園網球場是日本時代建造的。該設備有四個網球場，保養得很好，它從日本時代都是南一中校隊練球場所。我在南一中念書時偶而會到竹園看校隊們練球。我羨慕黃明富等同學能當選手。我也曾經在竹園看到家父的朋友輩打過網球，這些人士是當時台南市的名人如蘇丁受內科醫生、蔡清塗牙醫生及莊德信先生等等。他們自稱為老爺隊，除了打球以外也在球場話仙講古。這些台南神士當時大約五十歲上下。家父倒沒有機會學習過打網球。 (B) 第二部曲： 硬網軟網賓州球，正拍反拍一面打。(1960 - 1979) 1960年，我離開台灣，到美國堪薩斯〔Kansas〕大學就讀化工研究所。大學獎學金是我唯一的收入，為了保持好成績，為了達成父母的期望，為了在短時間內提高我的英語能力，在堪薩斯期間，我沒有任何休閒活動，所有的時間都花在教室，實驗室，和圖書館。在美國身為外國學生，我必須花比美國研究生更多的時間來念書及做論文研究，才能保証我能繼續拿到獎學金以維持生活。我在五年半內拿到博士學位。 畢業後，我在賓州匹茲堡〔Pittsburgh〕的海灣石油公司〔GulfOilCompany〕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在此期間，我的家庭成員增加到六個（我的母親，我及我的妻子淑真，和三個小孩）。全家在匹茲堡安頓後，我才開始參加公司的網球俱樂部。我離開台灣後，幾乎十年左右沒有摸過網球。剛開始，體力不夠打不好。此外，硬網不同於軟網。我不得不重新學習如何打這種“標準”的硬式網球。 軟網與硬網的主要的差別是在反拍。在軟網，無論是正拍或反拍，都使用同一球拍面擊球。在硬網，正拍和反拍使用不同的球拍面擊球。當我開始學打硬網時，我沒有改變擊球的風格，所以我用球拍同一側面打正反拍。我握球拍的角度與人不同。這種握拍使我的反拍比較強，因為我反拍揮拍的方式就像是在打棒球。問題是這種握拍方式，使我的正手拍非常弱。那些知道我打球習慣的朋友，總是攻擊我的正拍。我知道我的弱點，但是我一直無法改進正手拍。…
- May 15, 2015準備出國 作者 郭溪 我很幸運申請到康乃爾大學的獎學金。台中一中教我國文的倪老師，當時正在康乃爾大學的圖書館工作。他待我很好，於是我馬上決定到那裡念書。同時，早我一年出國的好友GT，正在康大附近的西拉克斯大學念書，到美國後，要和他見面，就容易多了。 我那個年代，在蔣家政權的高壓獨裁統治下，必須辦理很多文件，才能取得出國證明，然後到外交部申請護照。 第一個文件是保證人證明書。這個證明書，是要找一個保證人，保證被保證人到國外不會有反對蔣家政權的言論與行動，不會參加反對蔣家政權的政治組織。保證人的資格很高，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當保證人。如果是公務員，保證人必須是薦任以上的職位才可以，例如校長級以上的公務員，而普通的教員或者教授，都沒資格當保證人。如果不是公務員，則必須是大公司的主管，或者私人企業，有龐大資金的老板。這樣，如果被保證人稍爲有反對蔣家政權的言論，蔣家政權可以透過保證人來警告，嚴重的，就取消保證人的職位，沒收保證人的財產及企業。 一般台灣人很難找到保證人，因爲薦任以上的官位大多是蔣家集團的人霸佔著。而台灣人私人企業者，可以理解，並不太願意冒財產被沒收的危險去當保證人。因爲這個緣故，在當時的留學生當中，從我在報章雜誌所看到的資料，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蔣家集團的子弟，而佔台灣人口86%的台灣人，卻只有三分之一的留學生比例而已。 有一個很諷刺的現象。台灣留學生在出國前，要「拜託」人家當保證人。等到出國以後，反倒是保證人「拜託」留學生不要有反對蔣家政權的言論和行動。 其實在留學生當中，尤其是蔣家集團的子弟，就有很多人是特務學生。他們在美國有特務聯絡網，專門收集台灣人的獨立組織的活動情形，他們領取蔣家政權的津貼，定期寫報告，傳回台灣的特務機關。最有名的案件，是1981年卡奈基美隆大學的助理教授陳文成被殺害的事件，以後我會詳細說明。另一方面，在蔣家集團的第二代接班人中，有很多人曾經當過特務學生，例如1998年到2002年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就有人證和物證，揭發他當年在哈佛大學當過特務學生。 我去找外埔國小的校長做我的保證人。他是個中國人，我一個好友的父親。在康大期間，我倒沒有公開的言論反對蔣家政權，不曾給他製造麻煩。後來，經過台灣人的民主化抗爭，保證人制度被迫取消。不過，蔣家集團的特務學生仍然繼續存在，大概一直到1990年左右爲止。 第二個文件是服滿兵役的兵役證明書。爲了拿這個證明書，我到豐原市的台中縣團管區。在申請的時候，遭到辦事員刁難與官腔。我在休息室等待了三、四個小時以後，有個軍人出現，和我寒喧之後，問我到團管區是要辦什麼事。當我告訴他我家裡住在新厝仔，他很驚奇在那個貧窮的小村莊裡，怎麼會有個人要到美國留學。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個人便是團管區的主任。 約一個星期以後，我從家裡走路到外埔鄉公所，要去拿戶口謄本，這是申請出國證明所需要的另一個文件。走了約一個鐘頭的路，在快要到外埔鄉公所的山坡路上，忽然看到一部吉普車急駛而過，揚起一大陣灰塵。我心裡感到很納悶，在這麼鄉下，怎麼有軍人的吉普車前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等我到了鄉公所，職員們告訴我團管區主任剛剛坐吉普車到我家裡訪問。沒過多久，吉普車回來了，團管區主任和我合照一張相片，並交給我一張卡片，要我到台北市的青年反共救國團的一個辦公室去見一個人。然後他們坐吉普車揚長而去，前後不到五分鐘。他們走後，鄉公所的人告訴我團管區主任拿慰問金給我母親，要我簽名，我看收條上寫的是台幣三仟元。當天晚上，我回到家裡，我的母親告訴我團管區的人拿一仟元的慰問 金給她。這是我第一次見證到中國人的民族性，既可施惠他人，也可中飽私囊。 我知道團管區主任要我到救國團做什麼。他們是要吸收我作個特務學生。我不敢不依照指示到救國團去見那個人，因爲只要我稍露一點點厭惡蔣家集團的聲色，那我便休想出國念書了。到救國團去見那個人，他給我一張名片並囑咐我到紐約市接觸一個人。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要我去當蔣家集團的特務走狗。我內心感到被羞辱和憤怒，就憑台幣1仟元，而且是台灣人的血汗錢，又被他貪污去2仟元，他們就想利用我。他們實在太低級估我的智慧，也眞看不起我的人格了。 其實，整個蔣家集團就是那麼把台灣人當傻瓜看待。他們甚至爲了向留學生做最後一分鐘的思想教育，就利用教育部召開「留學生講習會」，警告他們到國外不能有批評蔣家政權的言論，更不得參加任何有政治性的活動。 而1960年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開始發行《台灣青年》的雜誌，鼓吹台灣獨立運動。在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個人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而被蔣家政權逮捕並判刑。1965 年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擔任國防部長，1966年3月21日蔣介石四度連任總統。 在這個背景下，蔣家政權一方面警告台灣人在國外不得有反對蔣家政權的言論，不得參加反抗蔣家政權的政治活動。另一方面他們利用特務學生監視台灣人，恐嚇台灣人留學生。然而有很多台灣人，早就厭惡蔣家政權。有不少人，甚至一踏出國外，馬上參加台灣人的獨立運動組織。不過，大部份的台灣人留學生，是到國外以後才接觸到台灣人的獨立運動，受到啓 蒙而參與。 我知道蔣家政權利用教育部所進行的思想教育，更確切地說是心理恐嚇。所以，我沒有去參加「留學生講習會」。…
- May 15, 2015申請獎學金 作者 郭溪 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便已經知道畢業後要做什麼，就是到美國繼續念書。其實在高中時，我就希望能夠到美國念博士學位，甚至想拿諾貝爾物理獎。由於這個虛榮心，使我幾乎放棄保送台大數學系而參加聯考，希望考進台大物理系。但是念了一年的大學課程，我發現對數學比較有興趣，根本沒有轉系的念頭。 在當時的台灣，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大概有四條。第一條是到政府機關做事，因爲蔣家集團控制著黨、政、軍，政府機關完全是蔣家集團把持著，台灣人想要在那裡找事做，幾乎不可能。第二條出路是到私人公司做事。這方面，念工商的，還有可能。但是念數學的，就非常困難，幸運的人可以去當人壽保險公司的精算師。這門職業當時才在開始階段，要參加精算師的考試，還得到日本。第三條出路是到高中或高職學校教書。 這些學校的校長幾乎全是蔣家集團的中國人，他們對求職者收取鉅款紅包，根本不是祕密。第四條出路是到國外留學，大部份的人是到美國，到日本也不少。到日本的，以台灣人居多。台灣在1895到1945的50年期間是日本的領土，很多台灣人到日本本土做事定居，因此不少台灣人有親戚住在日本。到國外留學的有三種：公費、自費，以及獎學金。 當然，除了這四條出路以外，還有其他的出路，例如當大學的助教、開計程車、或者到補習班當老師。醫學院的畢業生最幸運，可以到大醫院當醫師，也可以自己開業，不需要擔心出路的問題。 那個時候，台灣的大學還沒有研究所，想要念碩士或博士學位的，必須到國外。美國大學的研究所獎學金提供了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一個非常好的出路，尤其念理工的學生，獎學金很容易申請。這就是在那個年代所謂的留學潮。每年的夏天，有兩、三千個大學畢業生離開台灣，到美國留學。很多人根本是半自動地被其他的同學擠入這個潮流。 我會申請美國大學研究所的獎學金，並不是因爲在台灣的就業問題，因爲我並沒有試著找頭路。我會擠入留學潮，固然是因爲我想繼續念書，希望拿個博士學位，但是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那就是政治的因素。更確切地說，我是一個政治難民。 蔣家集團外來政權嚴密地控制著台灣人，台灣人沒有到外國旅遊的自由。到國外留學是台灣人可以離開台灣的唯一途徑，一條非常狹窄的途徑。任何一個人，只要稍爲顯露對蔣家政權的不滿，可能僅僅是口頭一句話而已，便會在人事記錄裡被特務貼上標籤，就拿不到出境證明，沒有辦法離開台灣。要拿到出境證明，還得找個保證人，保證到國外不會「思想有問題」’意即不會說反蔣家政權的話，不會作反蔣家政權的事。 我雖然出生在日本時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945年，我才四歲而已。蔣介石受盟軍之託暫時接管台灣，繼而霸佔台灣，我被強迫從台灣人變成中國人，接受蔣家政權一整套的教育。從小學一年到大學畢業，腦子裡充滿著大中國的思想。我可以從盤古開天細數中國各朝代的歷史，然而對台灣的歷史卻是茫然無知，僅有的一點點是從中國觀點看待台灣邊陲地方的片段而已。 我被蔣家政權塑造成一個標準的乖乖牌學生，我能夠大聲地說： 「我是中國人」。 「台灣自古屬於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然而’在我的內心深處卻是另一種情景。我知道我是台灣人，蔣家政權是外來政權，台灣人正遭受蔣家集團的殖民統治。我想說：「我是台灣人」，只能跟親人或好友說說而已，還得小聲地說，萬一大聲說「我是台灣人」，給蔣家集團的特務聽到的話，立刻被扣上「思想有問題」的罪名，那是比殺人犯還嚴重的事情。因此台灣人會習慣地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其實，從1945年，蔣家集團在美國軍機的運送，空降到台灣的那一刻，便開始強迫台灣人做中國人、學中國話。當時的教材第一課便是這樣： 「你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 May 14, 2015台美人的榮耀（Pride of Taiwanese American） : 10, 親炙典範～談我所接觸到的李遠哲院長 作者 蔣理容 這是一張１７年前（1997年）的照片。當時，擔任立委的陳永興（左一）與中研院李遠哲院長（中）和門諾醫院黃勝雄院長，一起為後山花蓮推動成立一所醫療及觀光大學而攜手合作。沒想到，１７年後，他們又為籌辦民報再度合作。圖為當年他們三人在花蓮壽豐鄉勘查學校預定地。（圖：沈聰榮提供） 蔣渭水的《獄中日記》寫道︰「在書中與勝海舟相遇…」勝海舟，明治維新時期的人文大師。渭水先生的日記生動描述出他從書中認識典範人物，以及蒙受啟發的喜悅。其實，在我們當代也處處有典範，只看我們是否有心去體察，身旁可能就有值得尊敬的榜樣。 在陳永興醫師籌創《民報》之初，我參與了五次「發起人會議」，有幸遇見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很高興院長還認得我，還說：「很好，一起來支持民報。」我跟院長，（不，李博士）說：「陳永興醫師說辦民報是他『這輩子要為台灣做的最後一件事』我覺得好悲壯啊，就來貢獻一點力量支持他。」李博士說：「不對不對，我們都還沒有為台灣做過甚麼事，這才是剛剛開始做的『第一件事』！」 聽了這一番話，我受到不小的震撼，這一位有著崇高地位、令人景仰的長者，竟擁有如此真摯熱誠的初發心！ 大約十多年前，我曾為音樂教育專題走訪當時的李遠哲院長。院長辦公室簡單得出人意料，除了寬敞、樸素，落落大方，看不到任何名貴擺飾。牆上一幅字畫，怎麼看也不像是名家手筆或古董，下款還題著某某國中的一個看似男生的名字。院長解釋說這幅字畫是來訪的國中生送給他的，我們十分訝異，猜想那必是個數理資優生或者甚麼科學競賽優勝者吧？「不不不，沒甚麼特別，只是他很認真的送給我，我就把它掛起來。」 這是諾貝爾獎光環背後的的李遠哲──寬容厚道，為人設想。 院長最喜愛的運動是打網球，聊到有一年他要赴兒子婚禮，臨出發前打了一場網球，對手是位年輕人，雙方旗鼓相當打得十分盡興。就在勉強救一個球時，院長跌了一跤。直到婚禮現場才知摔得不輕，掛「彩」當主婚人。兒子笑他瘋狂、一把年紀了還不認老。但他想那年輕人一定是覺得：這老頭兒打得不錯，來「調」他一球看看。「而我總不希望讓人失望。」院長如是說。 這又是你不知道的李遠哲──赤子之心，全力以赴。 李博士家族堂兄弟姐妹，論博士頭銜就有「好幾『托拉庫』」，但可貴的並不是學術成就的風光，而是孝悌傳家，和真正可作為社會典範的殷實家風。誠如他的妹妹李季眉博士說：「『畫家李澤藩老師是李院長的爸爸』這句話不盡然正確，應該是『畫家李澤藩老師有個兒子叫李遠哲』！」在家族聚會場合，李博士都是恰如其分的、和樂大家族之中的一個「普通成員」。 訪談的最後，當我們這些孜孜趷趷、辛勤耕耘的基層老師們慨嘆人微言輕，無法改革社會大環境時，院長這樣的期勉：「因為有你們這麼努力的人，所以台灣有希望。」 近距離訪問李前院長，我有非常足夠的理由認為，他「對台灣有愛」，別說外國機構以兩倍、三倍的高薪利誘他不為所動；就算面對那些以小人之心來對他加以抹黑、曲解他人格的險惡政客，他也心平氣和的反應。媒體曾問他遭到「戀棧」、「自肥」的指控時，是否感到委屈，他答道：「我並不以為意。」正直誠懇的言談來自於坦蕩的內心，和無可挑剔的人格素養。…
- May 11, 2015故鄉的呼喚 作者 何弘吉 三年前當我們送吾家小女進入大學時，心理上就覺得有一點「空虛」，我們這個「巢」終於空了。眞不敢相信，這麽大的房子只剩下我們倆個了，想要見孩子們還得開七個小時的路程，所以只有在禱告中求主帶領照顧他們或者在電話中得知他們的近況而已。 來美國已快二十五年了，自己常常在想人生是不是要這樣平平淡淡的過去呢？每天所做的大概一樣，爲患者看病、開刀、接生治療，收入也可以，雖然沒有什麽成就可談，但對自己的開業也算可以了，身爲長子的我，總覺得在此「空巢」之際應該回去陪伴在故鄕年老的父母，乘他們還健在而我還年輕（五十一歲）的時候回去才有意義，否則等他們病重，不省人事或爲了送葬才回去那還有什麽意思呢？父親今年七十六歲了，母親也七十二了，再不回去，以後機會就越來越少了，也有沒有機會的可能，同時乘我還年輕時也可回饋故鄕，爲鄕親服務，逭樣可能會比較有意義，我也將這個願望轉達內人和子女們，他們也非常同意，於是我們開始計劃。 往後的兩年，我們曾經回台四次，我們全家在故鄕台東和父母親渡過兩個聖誕節，子孫三代一起過節，阿公、阿媽最快樂了。又有一次我們隨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回台訪問，順便也詢問一些有關回台服務的事項，有關單位都表示歡迎，都說沒有問題，有他們這樣的承諾，我更能安心去準備，經過二年的準備，我的願望終於要實現了。 我決定一九九三年回台是因爲大女兒將要從醫學院畢業（U.M.K.C. - School of Medicine)開始她的醫師生涯，兒子也將畢業於University of Kansas進入社會打拼謀生，那就剩下小女一個還在醫學院念書(U.M.K.C. - School of Medicine三年級）那我的任務也減輕一點，而且小女又有姊姊和哥哥的從旁照顧，我們也比較放心，願神祝福帶領他們。 在密蘇里州的小城（Sikeston )自行開業婦產科二十多年，想要離開可眞不容易，因爲在鄕下人情味濃厚，認識的人也很多。何況又只有我們一家台灣人，不是我的病人呢？就是我的朋友，城裡的人都很熟悉，而且我們三個子女都在這裡長大、受敎育，一直到上大學時他們才離開。醫院也一直在挽留我，因爲過去二十多年來，我爲醫院增加了不少收入，而且我曾經擔任過該院的婦產科主任，我的病人素質也很好。他們認爲我的離去是醫院和地方的一大損失，雖然如此，但他們也肯定我回台事奉父母、服務鄕親，醫院也破例將我的Membership從Active Staff改爲Courtesy…
- May 11, 2015再走馬拉松 作者 陳惠亭 去年在不確定的念頭下，勉强走完了洛杉磯的馬拉松！今年在略有準備下，走完馬拉松！自覺甚有進步！我的準備如下：購買一雙適腳的好走鞋，每天在開刀房穿著走，這雙鞋的確好!我走了十五哩後，腳才開始痛!前兩天盡量喝足夠的水液，維他命綜合乙素。帶了小帽，腰袋放了一些糖果，及一隻電話。 我的高三的兒子陪我走，逭是他的第四次。上次我是疲於奔命的，這次我們算好每哩要在十五分鐘內完成，有時走了廿分，就得加緊趕路！前廿哩，我們都按照計劃，第廿一哩則似乎是最長的一段。 日正當中的時候，據次日報載，氣溫有八十七度之高！幸好洛機市政府每哩都設有水站，供人飮水 ，紙杯滿地，估計當天在地上的紙杯有四十萬個。熱到後來，每哩都有水龍頭向路中噴水，使跑過的人享受一陣涼快的沖浴（shower)。雖然偶而有救護車的警聲，看到中暑倒在路邊的强人，我們量力而行，眼望前方，把S形的路，盡量走成直線，下坡時才盡量多跑一些，終能在七小時之內完成，而不覺疲憊。大約下午三時，我們打電話回家，請太太下午四時到終點來接我們，並且攜帶一些橘子和麵包，我們已經能夠預測時間了。 次日仍然能夠六時起來，上班給麻醉。雖然腳、腿甚痛，移步怪異，但精神上乘，毫無礙事。明年準備參加第三次，要在腰袋中多帶乾糧，如葡萄乾、桔仔、餅乾、糖果，以便午後充饑。如果有時間，訓練試試每小時五哩的速度，則下午三時以前即可完成。 報章說，洛杉磯馬拉松因爲男女老幼，各種族裔都參加，路邊的義務協助人員，黑白黃墨皆有，有利各族裔趨向和諧互助的努力。 這次參加跑的人有一萬九千七十三，名額是限二萬。這是一個美國主流的大派對，我希望台灣同鄕，組隊來去參加，並在前五哩設置鑼鼓陣，在後三哩設置根梧點心供應站，來參與洛杉磯馬拉松的Party !進一步加入聯合國吧！ 後記：後來洛杉磯馬拉松主辦單位寄來了証書，我的時間是06: 54: 48，我的年齡排名是653，全部參與人的排名是12907，名次不佳，然而我想參與也是一種興趣，「特殊奥林匹克」的誓言有道：" Let me win; but if I…
- May 11, 2015陳家榮醫師的繪畫境界 作者 黃春英 陳家榮醫師整整奮戰了一小時才穿過擁擠的紐約市公車道，從布魯克倫趕到法拉盛的診所。還沒有放下醫療箱，門鈴就響了。今晚秘書沒來，恐怕要慘了，心裡正這麽想，門口就走進來一群人。仔細看看，是一位年青人帶領著三位老人，都一齊擁進診斷室來。陳醫師趕緊把候診室的椅子搬兩把進來，三位老人才慢條斯理地下來。談了半天，也沒有什麽大病。這時候診室又陸續坐了一些人。一個晚上下來，他感到眞正的精疲力竭。他又想起沒付薪水的秘書實在不可靠，不想來就不來，要不然眼前一堆零亂的病歷表就不用他來整理啦!三位老人的表格怎麽地址電話都沒塡，還好有姓名生日爲証，要不然眞像一場夢。還有他們的一句話一直溫暖到心底上。他們說有位朋友歪著頭已經有十幾年了，只吃了陳醫師開的一劑藥就好了，一直催他們來看陳醫師，說陳醫師是神醫。 台大醫科七年，雖然沒有補考過，陳家榮卻不能算是名列前茅的好學生。他忙得很，忙著舉辦校園的唱片欣賞會，忙著當家敎，而且陪學生弟妹看電影，給他們講故事，然而化費他最多時間和心力的卻是另一件事，就是參加美術社及出外寫生。他的畫從中學時代起就是同學們爭相求取的對象。醫學院七年參加校總區的美術社及醫學院的綠野社以及自己閒時出外寫生，每年都能提供二、三幅作品參加美術社舉行的會員年展。七年下來他至少也創作了兩、三百件作品。因此在台大校園裡，他曾留下一些名氣，不是因爲他在實驗室裡有新發現，也不是因爲他的醫學論文有新創見，而是他的畫令人甚愛。畢業三十年來，行醫濟世，醫治了無數的病患，他的愛心和關注贏得了病人的眞心感激，他也曾出版論文，他的柏金氏病專文引起全球性醫界的注意。然而這三十年來，由於新聞媒體的推介，他的畫名似乎遠超過他的醫名。這兩年來，許多親友，或甚至於素昧平生的人見到他時常告訴他在台大醫院看到他的大畫。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九日，台大新建的大醫院舉行落成典禮。大廳正中是一幅連貫三層樓的大畫，它的廬山眞面目僅在杏林合唱團唱著「望春風」的優揚歌聲陪閉那垂掛的布幔才出現在觀眾眼前。這幅三十呎髙，二十呎寬的「生之源」大型油畫題是他二十多年來生活體驗和創作思考的結晶。對他的繪畫事業他第一次感到欣慰，自覺達到一個重要的歷程。 說起他的畫業，事實上和醫業同樣長久，也許更久。因爲他全家人都有繪畫天份，早在入學前!他和他哥哥的繪畫天份即被當時的日本總督發現，幸而不久台灣光復，否則險些被當做天才兒童到日本學畫。但是他的繪畫進入專業階段的是一九七五年當他在紐約曼哈頓藝術中心舉行個展之時。台大剛畢業時雖曾和蘇武雄同學在台北當時唯一的藝術展覽場所「美而簾」舉行雙人展，但感覺上那次畫展仍是校園創作的延伸。一九七五年的紐約個展則是正式在藝術首都和從世界各地群集的藝術家一爭長短的畫展。他的畫引起美國普普藝術大收藏家羅勃•史考的注重和紐約多家畫廊的邀請。陳醫師卻沒有加以反應，因爲他自覺時機未到，自己仍需更努力創作。他以五年的時間專心研究粉彩畫，作品三次入選美國粉彩學會而成正式會員。—九七九年春秋兩次在紐約城中區的林考特畫廊舉行三人展及雙人展。然後一九八四年在紐約和台北舉行非常成功的個展。 一九八四年對他的繪畫事業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年。那年五月在紐約聖若望大學開幕的個展包括兩件大油畫及四十多件粉彩畫。這些粉彩是他將近十年努力的成果，色調柔美，造型優雅，感情濃烈的多種主題作品-花、情人、少女、音樂及台灣組曲，都成爲被熱烈收藏的創作。而九月在台北阿波羅畫廊的個展同樣引起畫界及收藏者的熱烈反應。聖若望大學展有短期的和長期的反響。短期的是許多作品被收購。長期是在數年後仍有人提到這次畫展。如一九八七年紐約自由港紀念圖書館館長忽然來函邀他個展。而兩件大油晝是他初次創作大畫的嘗試，其中一幅「金色台灣」將於不久贈送給紐約台灣會館做爲永久陳列。在這次展覽中前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思標敎授恰巧有機會蒞臨會場觀畫，便代表台大整建委員會向陳醫師求畫。身爲校友，陳醫師義不容辭，興奮地開始構思計劃。當時快四十五歲的他，已達不惑之齡：從生長地的台灣、到世界之都的紐約，從樸寅的農村社會到高技能的太空時代，從一個愛做夢的孩子到一位受許多病人仰賴的醫師，他的思想和人生觀一直在成長擴大，胸中澎湃的思潮，終於有機會呈現在寬大的畫面上，呈現在故鄕同胞的眼前。於是他希望有斯格拉底的智慧來詮釋他對生命的觀察，他也希望有荷馬的吟詠天才來描述他對人類歷史的關愛，他又希望有莫札爾特的音樂天份可以表達人生的喜悅與哀愁，但是他更希望他的畫筆能表達米開蘭基羅的神性，達文西的人道主義，達力的宇宙觀。他於一九八五年完成爲台灣大學基礎醫學大樓而繪的兩件作品稱爲「疾病」與「疾病之征服」。各高五呎長二十呎。他以二十多年來學醫行醫所得的體驗和感受，像寫一部史詩般地將個人的感情擴大爲全人類的感情，把所看到的個別的病痛綜合成全人類的病痛。所以在「疾病」畫中，他把人從出生至死亡所可能染受的七十二種疾病表達出來。但畫中常有希望的光輝與母情的愛心在照拂受病痛折磨的人。「疾病的征服」則是以金色的神光來洗淨世間的惡疾。掛在醫學院大廳左右兩面牆的這兩件作品是不可分離的，因爲它們代表生命的兩面，生的痛苦和得救的喜悅，是人性和神性的對照。在夏日的星期天，陳醫師從清早打開車庫的門，至夕陽最後一線光輝斜照在他的畫布上，他或站或蹲地揮攦著畫筆，只偶而扶扶他那歪斜的厚眼鏡片，那專注又忙碌的神情有時彷彿和一種超然的力量作交談。 「疾病」與「疾病之征服」長期陳列在台大醫學院之後有極重要的迴響。台大整建中心再度要求陳醫師贈畫給母校新建的大醫院。陳醫師不但胸中還有許多要表達的，更因外國觀光客對他的作品的重視，使他進一步要爲故鄕的公用建築做裝飾建立文化財產。他把眼光放遠，追溯歷史的根源也探索未來。他要創作人類的交響詩，分成七個樂章。第一及第二樂章是序曲，也就是已完成的「疾病」與「疾病的征服」。 中間三個樂章以天地人三元素爲主題，繪成「追求理想」、「熱帶醫學」、及「癌症的征服」。三件畫依次贈送給彰化秀傳紀念醫院、高雄醫學院、及長庚醫學院。第六樂章是一種分析與反省，稱爲「病理與哲學」，是以學者的身份對外邀請大家一起來硏究生命的課題。第七樂章，也是總結篇，稱爲「生之源」。「生之源」雖爲台大醫院而畫，已不再談論疾病，他以他的方式把宇宙生命的誕生和長遠成長表現在一幅高三呎寬二十呎的大畫面上。時空是舞台，神的創造物是主角。明亮愉悅的色彩，優美的形像，磅大的氣勢，讓人感到神聖又親切。陳醫師想在畫中傳達一種信息-生命是無止境的，小我融入大我便成永恆，病痛是暫時的，擁抱永恆生命，則能獲得眞正的喜悅。 陳醫師所以能幫助病人解除痛苦，可能因他能使病人領悟到他在畫中所要傳達的深義。 陳醫師的畫作廣爲收藏者所珍惜。去年在台北市成立的泰德畫廊原以介紹世界級畫家作品至台灣爲主要目的。看到陳醫師的作品之後，喜愛之餘說服陳醫師成爲該畫廊的唯一經紀畫家。以遠程計劃，以推動他的作品至國際市場爲最後目的。精心印製的一本大畫冊收錄陳醫師作品的精華，以做爲推動的工具。欲購畫冊者可直接向泰德畫廊訂購。(泰德畫廊台北電話爲：886-02-741-3072;紐約辦事處爲：516- 791-1769〉。 摘自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會誌 AUG., 1993
- May 8, 2015林俊義教授一生的故事與思考 作者 賴其萬 自從「當代醫學」停刊以後，已有一段時間沒再動筆寫書摘，幾個月前接到林教授寄來的新書《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林俊義回憶錄》，讀了「前言」，以及九十五篇回憶錄裡的兩篇文章，就發現這是一本我需要找時間，從頭到尾一氣呵成看完的好書，而看完以後，也忍不住寫下這篇文章。 當你聽到一個人曾經念過淡江英專、台大外文系、師大文學院英文碩士研究所，然後到美國以後轉念生物學，在選擇印第安納大學與哈佛大學的取捨之間，選擇了印第安納大學研究所，在唸完碩士學位以後，決定暫時放棄繼續修習博士學業，帶著新婚的太太，前往非洲，探索生命的意義，而後再回去美國完成博士學位，接著回到睽別多年的故鄉，在東海大學與台灣大學的取捨之間，選擇了東海。以後加入民進黨，踏上從政之路，歷任台北市環保局長、行政院環保署長、國民大會代表、台灣駐甘比亞大使、台灣駐英國代表、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我想讀者一定會同意，這樣不尋常的人生，其心路歷程必定是十分精彩的一本書。同時值得一提的是，林教授回國正是我離台赴美的那一年，所以這本書也幫忙我了解去國二十幾年裡故鄉發生的一些大事。 看完整本書以後，深感林教授在追求學問的路上，一直漫遊於科學、文學與哲學之間，既是一位尋求真理的科學家，又是一位對人生哲理有非常深入見解的思想家。他在書中許多地方針貶時下追逐名利，罔顧社會責任的知識份子，其正義凜然的論述令人折服。而他本身又非常勇於反思，甚至不惜與讀者分享自己在學術殿堂內因為一時無法容忍同事的不屑行為而動粗，而事後痛定思痛，寫出對暴力的省思。他以本身豐富的閱讀以及不尋常的人生際遇，與讀者分享出他的內心世界，而娓娓道出許多人生哲理的金玉良言，實在令人由衷佩服。 最後我想引述林教授在這本書「後記」的最後幾句話：「這幾年，寫作這本回憶錄的過程，提供我生命深層反省的機會，領悟事件的發生對我的啟示，所學到的智慧，終於塑造出今天的我。如果在這九十五篇回憶錄文章中，讀者可以發現其中一篇讀來感同身受的話，我就會很高興了。」我很想告訴他， 我不只發現一篇，最使我感動的是書中的這幾篇：「暴力與正義之間的思考」、「一次難忘的談話」、「生命的意義」、「讓我大開眼界的國大臨時會」、「達賴的啟示」，以及他競選立委敗選之後所發的豪語：「現在我心中已無所懼；真理確使我自由。我也不再掩飾，我也不再做作；我也不再容忍，不再等待。多年來，我的一言一行就是要來喚醒社會，來擺脫四十年來反民主的政治枷鎖：我的一生一世就是希望看到台灣文化的重生，台灣人民的自主。」 以下容我整理摘錄幾段書裡充滿智慧的珠璣睿言，以「不尋常的人生道路與抉擇」、「生命哲理的領悟」、「教學與學習」、「科學與科技」、「對年輕人的忠告」、「修養」、「發人深省的幾句話」分別列出。同時為了方便讀者找尋前後文，我也以黑體附上書中頁數。本著「呷好逗相報」之心，希望這篇書摘可以與沒有時間看完這本厚達445頁好書的朋友分享。 不尋常的人生道路與抉擇 台灣求學之路： (p.19)「我因考不上高中而因禍得福，在英語的教學環境中學習，改變了我的思維模式，學習到以人、生命為主體的人文教育。…我因受西方人文教育的薰陶，鼓勵我探索生命的意義，瞭解自由的可貴，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 (p.43)「在台大外文系時，休學入伍當兵之後，再回來念完台大的學士學位，而說出『生命過程中，我們不斷地面臨各種不同的抉擇；看似不同的決定，但或許冥冥中有隻無形的手，引導我們走上內心追求的方向。』」 赴美進修，由主修文學轉念生物。 (p.106)「頓時，我很清楚地知道我要選什麼了：生物學。它是一門「軟」科學，也是一門文學。這種看似荒唐的決定方式，卻讓我選擇了正確的科系。文學的啟示只能體會，其功能絕不能等閒視之。」 非洲與史懷哲的呼喚 (p.121)「我常想，如果我一輩子都做同樣的工作，一成不變。當躺在床上，吐出最後一口氣時，我一定會很遺憾後悔的。」 (p.206)「在短短不到三年，我發現我不但沒有改變非洲，反而是非洲改變了我。這樣透過實在生命體驗所經驗出來的認知，是我生命最深層的蛻變（transformation）。」 倦鳥知還 鮭魚返鄉…
- May 7, 2015人生若夢─心理治療家葉李麗貞的故事 作者 楊遠薰 2015年，葉李麗貞攝於美國華府台美長老教會 葉李麗貞是五十年代台灣極少數到美國進修的女留學生之一。她於1956年到波士頓研習護理，其時的一些見聞對她日後產生許多無形的影響。 1964年，她二度到美國，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協助夫婿葉國勢從事台灣獨立運動，對「四二四刺蔣事件」的救援工作貢獻良多。 四十歲那年，她重返學校，為開啟第二職場生涯敲門。經過十年努力，在獲得心理治療師執照後，她發揮潛能，表現十分亮麗，直到逾八十歲，猶是經常應邀到處演講同時指導多名實習生的心理治療師。 回顧這一生，葉李麗貞說：「人生若夢。我走過坦途，也越過低谷，經歷許多不同階段，發覺每個情境都有不同的美。只要心中有愛，持續懷謙卑之心服務他人，人生便會越來越豁達，也越活得有意義。 轉折的年代 「我是一個生長在時代邊緣的人。」葉李麗貞說：「小學時接受日本教育，初中時逢戰爭，然後就變成中國的年代。我的中文靠自習，英文靠聽收音機、跟趙麗蓮博士學習，一輩子都在學習與摸索中。」 「對現代年輕人來說，我過去的一些經歷聽來不太可思議，但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實。」她又說：「這些經歷讓我自年輕時就體認到：台灣人若要活得有尊嚴，一定要國家獨立，自己能作主。」 她接著談起青少年時發生的往事。她說，1947年，她十五歲，在台北唸書，父親在基隆擁有礦山，開採煤礦。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北不平靜，她父親派人到台北，接她與母親回基隆。 他們搭乘黃包車回家。 一路上，很多人攔車，要修理「阿山仔」。為她們帶路的人不斷地朝路邊喊：「這是田寮港李頭家的家眷，是好人，請讓過！」 抵達家門，她發現妹妹的小學老師已經躲到她家裡。他是位外省人，覺得藏匿在她家比較安全。 那時，她父親是基隆市推選出來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委員，數日後出發到台北公會堂開會。然而車子一出八堵山洞，就被專程自台北趕來通告的公司職員攔住。那人說：「頭家，頭家，公會堂去不得，台北已經開始抓人了，趕快逃！」 她父親探聽情形後，很警覺地往山區方向逃，同時派人通知家人趕快躲藏。她們一時也不知該躲到何處。這時，為他們煮飯的歐巴桑住在她家隔壁的一棟日本宿舍裡，連忙把她母親、她與兩個妹妹全都藏在她家塌塌米與地面之間的隔層。 「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股霉味。」葉李麗貞說：「沒多久，荷著長槍和刺刀的軍人就來了。摒息躲在塌塌米下的我們都聽得到他們在上面耀武揚威的走動聲、翻攪聲與吆喝聲。」 她們在陰暗的隔層藏了兩天，覺得必須另謀出路。這時，有位善心的親戚安排她母親住進基隆傳染病隔離醫院，她和大妹佯裝成看護，也住進醫院。小妹則被送到鄉下，直到時局平靜後，才接回家。 「父親因為名列黑名單，不敢回家。」葉李麗貞說：「我們找人去交涉，對方開出的條件是要我們送兩大布袋裝得滿滿的鈔票到基隆碼頭。當時要找人背兩大袋裝滿鈔票的布袋到基隆碼頭都很困難，因為大家都害怕背鈔票到碼頭，布袋一卸下，尚未轉身，就被人槍斃掉。」…
- May 5, 2015一個来自泗溝水鄉下的女孩 作者林壽英 台灣日制時代，我父親從日本留學回台灣與母親結婚後，便回到屏東縣萬巒鄉下一個叫泗溝水的客家小農村之祖居老家與年邁、守寡的阿婆（祖母）共同居住。接着，我父親任職在潮州由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所屬的瘧疾研究所。父親每天騎脚踏車往返於泗溝水和潮州之間上班。因此，家中的田地都租給佃農耕種，母親只留下一個菜園及果園自己耕作。母親一連生了七個子女，我排行第三，上有兄姊各一，下有三弟一妹。小時候，我們兄弟姊妹必須步行半小時的路程到鄰村的萬巒國民學校上小學。泗溝水跟萬巒之間有一條河流，河上有座小木橋供行人過河，我們步行上學時須過此橋，但雨季時河水時常泛濫而淹沒木橋，使行人無法過河。這時就會有船夫筏竹排載行人過河，搭乘木排過河給我留下不少深刻的童年印象及回憶。當時住在農村的小孩子們從小就打光踋，白天上學也不例外，只有晚間洗過澡後才穿上木屐，因此我上中學以前可以說沒有穿過鞋子。 我從萬巒國小畢業後考上在屏東市內的屏東女中，因學校離家路途遙遠，通學不方便，父母親便把才十二歲的我送進屏東女中的學生宿舍寄居，週末才能回家。 父母送我去宿舍時，除帶一些我的衣服及日常用品外，還在屏東市買了一雙很漂亮的白布鞋給我。父母臨走時，叮嚀我說:『城裏的孩子們都穿鞋子，因此上學時一定得穿上鞋子，這樣才不會被城裏的孩子瞧不起』。但是從來沒穿過鞋子的我，第一天上學穿上鞋子實在是很不習慣，一雙腳丫子被緊緊的裹在鞋子裏，非常痛苦。穿不到兩天，腳趾和腳跟都被鞋子磨得起泡，走起路來痛苦得很，但又不能不穿鞋子，更不能不去上學。晚上在宿舍睡覺時，常常自己躲在被窩裏哭，一方面是想家，想家裏的父母親及兄弟姐妹還有故鄉的玩伴們，一方面也是因為腳痛。想到第二天還得忍痛穿鞋子去上學，我就很後悔自己考上了屏東女中。 記得上屏東女中的第一天，我們班上的同學們我－個都不認識，但班上的其他同學們之間好像都互相認識。後來才知道原來班上的同學大多來自屏東市内的中正國小、仁愛國小、屏東師範附小或是空軍子弟小學，從鄉下來的學生只有我一個人（當年鄉下考取的初中學生大多被分派上屏女在西勢鄉下的分校，父親為了讓我上校本部，把我的户籍遷到屏東市內的舅父家）。下課休息時間，同學們之間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喜戲聊天，沒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也沒人理我。一直到第一次月考後，我們班上的導師呂清樂老師，也是教我們生物課的老師，上課一進教室就問那一位叫＂林壽英＂請站起來。我一聽嚇了一大跳，怯生生的站起來。呂老師接着說我第一次月考生物課考一百分，一時班上的同學都看着我，同學們才知道原來班上有一個叫林壽英的鄉下人（照片一）。 初中三年，除了初一的第一學期外，我都當我們班上的班長。我年少時因常聽我父親推崇曾為第一任台灣省主席（1949年到 1953年期間）的吳國楨先生，父親說吳先生是一個受西洋教育（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博士），有民主觀念又願提拔台灣人的政治家。 吳國楨先生受當權者蔣介石的派任為第一任台灣省主席期間，曾到位於屏東、潮州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屬的瘧疾研究所視察訪問，而使我對他的名子印象深刻。 1958年，我從屏東女中初中畢業時，免試而保送直升屏女高中。當時雖不用考筆試，但卻需經過口試，那時給我口試的是教務主任麥穗歧老師，他問的其他很多問題我都記不得了，但有一題至今仍在我腦海中瀝瀝如繪。他問我最崇拜的現代人物是誰？我當時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吳國楨先生。麥主任一聽就吃驚地大發雷霆，大聲嚴厲地叱責我說“你難到不知道吳國楨是叛國賊嗎？你為什麼崇拜他！（註一）”，我被嚇得一時講不出話來。麥主任又接著說“顧慮到你年少無知，以後決不可再提到吳國楨這個名子，知道了嗎？”。這件事使年少才十五歲的我覺得當權著很可怕，國民黨也很可怕，因此在出國前的求學期間，不管學校裏的教官如何對我威迫利誘要我加入國民黨，我都婉轉拒絕而決不妥協。 當年因受父親的影響，我希望自己大學畢業後能去瘧疾研究所上班就業，因此高中三年時我選擇考大學的丙组以生物系為第一志願。在屏女高中三年期間，我仍然每年當班上的班長。當年的屏東女中，學校當局不但沒有為想升大學的高三學生特別加強課業補習，反而時常來個什麼時事測驗的考試，妨礙高三的學生專心準備大學的升學考。這點使我深有反感，於是我聯合了高三所有班上的班長及一些同學們，時事測驗時來個罷考。一九六０年代正值臺灣白色恐佈時代，罷考、罷課、罷工等等被當年執政的國民黨當局視為巖重的造反行為，年少無知的我闖了大禍，當時連我父親都被當局叫去詢問是否有人背後指使此次的罷考事件。我差一點因此罷考事件被記大過而留校察看，後來幸好有我的班導師呂治平老師，他是一位國民黨的退伍軍官也是蒙藏委員會的委員，出面替我說情担保，結果我以寫一份悔過書了事。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位於台中市的中興大學昆蟲系。 大學時我住學校的女生宿舍，宿舍裡有兩位女教官在管理住宿的學生，也給學生打每學期的操行分數。我因為不肯加入國民黨，每學期的操行分數都是六十多分勉強及格。雖然我學業成績優秀，但我因操行分數不够，都無法申請學校的獎學金。大學一年級時，教我們英文課的老師是位美國女傳教師，名叫 Ms. Simpson，為了上課方便，她給班上每個學生取個英文名子，Christine 是她給我的英文名（照片二）。我來美國留學、結婚後，就一直用Christine 為名，以外子的楊 ( Y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