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昭鋐的故事
李昭鋐
簡介
1949年出生於台南縣麻豆鎮。輔仁大學生物系學士、台灣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碩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博士。曾任美國紐約州長島冷泉港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印第安那大學醫院分子檢驗室主任、印第安那大學醫學院病理系教授。
中學時代
我出身農家，家住臺南縣麻豆鎮。我和弟弟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需去田裡幇忙，初中三年級我就會耕田，農夫們所做的事除了耕田外，其他如插秧、割稻、施肥、除草等工作我都做過。小學和初中時住在家裡，常常早上五點就到田裡工作，直到八點去學校上學，下午放學後又回到田裡工作。早上出門時滿天星斗，晚上回家月亮都已經高掛天上。祖父常常跟我說，這就是所謂的「披星戴月」。初中上國文課時讀過「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我對這句話有很深的體驗，我吃飯時一定會把盛到我碗盤的食物全部吃光，因為我深深了解，每一顆米都是農夫們的血汗換來的。
我的農夫生活一直持續到大學三年級，直到爸爸把大部份農地賣掉才停止。高中及大學時代我真的非常羨慕大多數的同班同學，他們一放假就去旅遊，而我卻回家種田。我雖然花很多時間幫忙家裡種田，學校的課業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小學畢業我被保送初中，初中畢業直升高中。我所上的初中是陳水扁總統所唸的學校 – 曾文中學，他比我小兩屆，可是我那時並不知道陳水扁是何人。
曾文中學的初中部相當好，但當時的高中部並不出色，因此我唸完一年高中後就決定轉學。那時我的表弟表哥們都是唸台南市的學校，所以我參加台南市高中聯考，目標是台南一中，但考上台南二中，我那時認為台南二中還是比曾文中學好，於是決定去唸。高中三年寄宿在我三姑媽家，雖然台南是個很熱鬧的城市，但我並沒有從鄉下人變成城市人，除非有考試，否則一放假我就回家種田。因從小就是個農夫，考大學時我選的是丙組，希望能上有關農業的科系，但天不從人願，我考上了輔大生物系。
大學時代
我第一次到輔大真是印象深刻，輔大理學院和法學院是洋人創辦的，校舍非常乾淨，連走廊的地板都有打腊，我這個鄉下來的土包子，在打腊過的地板上真不知道怎麼走路。輔大的校園景觀及庭園設計讓我嘆為觀止，我很喜歡輔大的環境，所以決定在此完成大學的學業，但那時我真的不知道生物系畢業後能做什麼。輔大是個私立學校，學費相當貴，以我家當時的經濟情況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於是我兢兢業業地過了四年，所有的科目我都盡最大的努力去應付，我雖是最後一名考進去，畢業時是全班第二名。在輔大時我對實驗課特別有興趣，組織切片、動物解剖、動植物標本的製作我都相當出色。
大三暑假被分配到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實習，大四我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學習怎麼分離會產生抗生素的細菌。那時我分離到一個鏈黴菌，它所製造的抗生素能抑制很多細菌的生長。因中央研究院離輔大甚遠，我拜託系主任 Fr. Huber 給我一個實驗室把實驗搬回輔大做，我就這樣非常熱衷的開始做研究工作。那時的目標是鑑定那個細菌及純化它所製造的抗生素，我雖然沒有成功的純化卻把它命名為「輔仁黴素」。也因為我花在這個工作的時間太多了，沒有時間準備預官考試，結果1972年大學畢業後就去當一個「二等兵」，這是我一生中最慘痛的經歷。
當兵時代
我是台灣第一屆的大專二等兵，在此之前所有大學或專科學校的畢業生, 入伍後就是少尉軍官。那時部隊裡的長官們都不知如何對待大專二等兵，我的連長為了給我們一個下馬威，跟我們幾個大專二等兵說「你們不要認為大學畢業有什麼了不起，二等兵在我的連裡是連雞犬都不如的東西」，要我們識相，他除了處處找我麻煩外，也常常罵我「不是東西」。於是我過了兩年不是東西的生活，在這沉默、漫長而寶貴的兩年，我所追求的只是生存。埋藏了人性的自尊、掩住了情緒的起伏，每天如同機器一般，隨著時光的輪盤空轉，好不容易才熬過兩年。如果你問我，在這兩年究竟學到了什麼？我的回答是「 Nothing! 」更不幸的是，我因有一天整理部隊的重器材時傷了腰，加上隔天的急行軍測驗，導致持續的腰痛，因亂服止痛藥，於退伍前一個月得到胃穿孔，差點一命嗚呼。還好部隊的醫生免費開刀把我修理好了，那時我在醫院住了40天，離開醫院回到營區收拾私人衣物，我毫無眷戀的離開部隊。我的腰後來發現有兩個椎間盤破裂，於1990年開刀治療後，雖不再有持續的疼痛，但跑與跳的功能全失，而且很容易閃腰，每次發作都得臥床數天才會好轉，一輩子承受了後遺症的折磨。
值得慶幸的是，當兵期間連長准許我從澎湖返台參加留學考和台大醫學院研究所入學考。幸運地，兩個我都如願考取。後來發現，考上台大研究所是命運，也是人為的安排，當時台大醫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只計劃招收兩個學生，但第三名考生因是某教授的助理，這位教授堅決要錄取她，而我的成績只比她低0.5分，所以研究所所長決定連我一起錄取。因此，對於幾個決定讓我進入台大微生物研究所的人，我終生給予他們最高的崇敬與感激！由輔大人轉變台大人，是個非常新鮮的感覺。在台大，我慢慢的重拾我當兵時所失去的自信心。台大的學生大多超人一等，但我發現我這個鄉下來的農夫、土包子居然不比其他台大人差。我想只要努力不懈，一定會有好結果的，於是我兢兢業業、努力做好份內的事。
研究所時代
在台大微生物研究所期間，治學為人都頗有收穫，但最大的收穫是娶了我的太太貢振華。當時她也是微生物研究所的學生，我們一起在居小燕教授的實驗室同甘共苦了一年多，終於覺得可以在一起過一輩子。她是城市中長大的孩子，在人生與事業觀上跟我有非常不同的見解。我老是覺得畢業之後若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回家種田，但她轉變了我這固執的觀念，我是因為她才決定出國留學，也是因為她的支持與鼓勵，才能順利完成學位。雖然她目前已經完全和微生物學脫離關係，卻是個非常成功的賢妻良母。我們共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律師小女兒是皮膚科醫生。
臺大微生物研究所快畢業時，承蒙輔大學長的幫忙，我在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 (NAMRU-2) 找到一個研究助理的工作，做大腸桿菌腸內毒素的研究，沒想到這份工作奠定了我以後研究工作的基礎。我太太後來也在 NAMRU-2 找到一個工作，NAMRU-2 的工作簡單、薪水高，生活過的相當舒服，但是意義不大。當時台美外交關係出現問題，NAMRU-2 隨時會關門，為了生計起見，我必須另謀出路，因大學同班同學有一半出國，我也決定步他們的後塵，很幸運的，我申請到了印第安那大學的入學許可，可是沒有獎學金。我的家境並不富裕，沒有獎學金，留學計畫就如同波光幻影，窒礙難行。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印第安那大學表明，若無獎學金就不能去讀。我不知道學校看上我哪一點，過了一年後居然答應給我每個月三百美元助學金，我真的樂得無法形容。雖然那時我太太也獲得了印第安那大學同一個研究所的入學許可，但她為了我，繼續留在 NAMRU-2 工作，不跟我爭獎學金，讓我先到美國求學。1977年8月15日，我踏上了美國領土，走在美國跟在台灣毫無兩樣，我常問自己為何需要到美國來求學問拿學位，我也常常懷疑為何美國人肯花錢來栽培台灣或其他國家來的學生。我在台灣唸書，學費得自己付，在美國幾乎一毛錢都不用，而且每個月還有三百美元生活費，我覺得這是我前輩子修來的福氣，必須好好把握。
我是到印第安那大學醫學院的微生物及免疫學系讀博士班，這個系當時的研究工作並不出色，但功課逼的很緊。我第一個學期與醫科學生一起修「醫學微生物」及「醫學生化」，那個學期可真辛苦。剛到美國英語不會講、也聽不懂，真不知道怎麼應付功課。醫學微生物的成績又是系上用以衡量學生資格的標準，若沒有拿到 B 就得滾蛋！更可怕的是這門課只考一次，若一次考砸就完了。生化倒是每兩個星期考一次，可是我對這科沒有興趣，每次考試都不理想。也因生化考的太頻繁，沒有時間念微生物，心裡越來越緊張，怕沒考過就得捲鋪蓋走路。若真的發生了，對我個人來說只是沒有面子，再壞我總可以回家種田，不過，我這個台大醫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碩士若考不過微生物，豈不是丟光了台大人的臉，對台灣的形象也是一大傷害。每次想到這些，心理壓力就很大，在那一個學期我每天最多只睡四個鐘頭，好不容易熬了過去。期末考成績公佈，我兩科的成績都達到了系上所要求的標準，系上所有的教授都來恭喜我，說我算是半個博士 ( Ph.D.)了。我也暗自慶幸：好險！那個學期過後，我們班原先的十二個學生，只剩下四個，其他都被掃地出門了。
通過這一關，接下來就是考慮論文研究的題目。我在台大時學的是免疫學，那時台大有關病毒方面的研究，在楊照雄教授的領導之下享譽國際，我非常希望能學組織及病毒的培養，可是一直得不到機會，沒學到這些技術，我覺得白過這一生，於是我到美國之後就下定決心攻讀病毒學。那時系上有兩位教授做病毒方面的研究，我選了一位男教授開始學習組織及病毒的培養。我所研究的是可引起腦炎的病毒，這個病毒可以在人和蚊子的細胞內成長。在人的細胞內成長時，二十四小時之內可殺死細胞，但是在蚊子的細胞內生長時，不會將之殺死，我的指導教授希望我能研究其中的原因。這個題目看似偉大，但實際上無聊之至，我做了一陣子之後便失掉興趣，因此我完成指導教授所要求的就不做了。這大約是我在印第安那大學的第三年底，通常這裡至少要四年才能畢業，而我還有一年的時間，總得做點事，於是我要求指導教授讓我去學「遺傳工程」的技術。令人開心的是，他居然同意，這件事可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因為我後來完全倚靠遺傳工程的技術吃飯。
到美國九個月後，接我太太過來，本來找了一個工作，但因沒有工作證，做了一個星期就不能再做了，賦閒在家也不是辦法，於是開始計畫生育。大女兒於 1979年3月出生，系上的同學及同仁們都替我感到高興，並為我開了一個 party，送我很多東西，二女兒在1980年12月出生。有了小孩之後，生活頓時陷入困難。為了維持家計，我到餐館當了一陣子服務員 (waiter)，深深覺得賺錢不容易，後來找到了一份比較輕鬆的工作送報紙。這個工作做了大概八個月，每星期兩次，每次從晚上九點到翌日早晨九點，但這份工作因送報時晚上不能睡覺，影響學業甚大，我希望能找到更輕鬆的工作。
印第安那大學醫學院裡有好幾個醫院，學長建議我到醫院找工作。我抱著嘗試的態度去申請，過了兩個月之後果然有好消息，病理系的臨床微生物科需要人做周末的工作，我毫不考慮地接受。這個工作與我所學非常接近，我的工作是收醫生送來的檢驗標本，然後種到培養基上，讓細菌、微生物長出來，以便鑑定。起先我每兩個星期才去做一次，入不敷出，後來我要求每個週末都做，有時他們晚上需要人，我也去客串。沒多久，我發現晚上的工作並不太忙，還有時間做自己的功課，於是我要求每個星期做三個晚上，結果所有的工作時間加起來相當於一個全職的工作。
醫院的工作不但穩定了我的經濟問題，對求學的幫助也很大。我雖然學的是微生物學，但完全是紙上談兵，這份工作不但讓我得到實際的經驗，也奠定了我在微生物方面的基礎。另一個很大了收穫是學到了英語應對的能力，我在這個診斷實驗室一個主要的工作是接電話，剛開始真是非常困難，我雖可聽懂來電者的話，但不知怎麼回答，只好請同事幫忙，我就把同事的答話背下來，以後有同樣的來電就依樣畫葫蘆，數月之後居然可應答如流。我工作處是一個相當大的實驗室，有40 幾個人，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很直爽，他們都將自己的性格表現的淋漓盡致，我每天到實驗室工作，看到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就如同看電影一樣，從其中也學到了一些待人處世的方法。
來美的第三年底，我的博士論文大概有了眉目，便開始擔心Post-doctoral position（博士後研究）的問題。我工作處的老闆知道我要找事，竟然馬上給我一個職位，我想欣然接受，卻又覺得需要到別的地方去學點新的東西。在那個臨床微生物實驗室待了三年，我對他們的技術與研究主題都相當了解，並不認為在這兒能學到什麼新的東西，於是決定到別的地方試試。我大約申請了十個地方，有兩個地方很快的給我回音，答應接受我。其中一處是位在紐約州長島的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這是個相當有名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學校的幾個教授都建議我去那個地方，工作處的老闆雖然很希望我能留下來，但還是鄭重的推薦我去那兒。在我臨行前他跟我說，我完成博士後訓練後，若要找工作的話就告訴他。
博士後時代
到了冷泉港實驗室，我面臨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冷泉港位於紐約東邊五十英哩，是有錢人住的地段，房租非常昂貴。我們租了一個兩房公寓，每個月租金七百五十美元，那時我每個月的薪水只有一千美元，幸虧我在印地安那時存了一點錢，就這樣熬過了兩年。在冷泉港時，我太太決定要回學校唸書，她希望能學與電腦相關的東西。在我們住的附近有個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申請後她很快就得到入學許可。這下子，小孩的照顧馬上出現問題，我岳母來幫忙了一陣子，但是她不能待太久。後來，我們決定把小孩暫時送回台灣，大女兒送到我家、小女兒送到我太太娘家。一年半後接兩個小孩回來，大女兒講台語，小女兒說國語。
在冷泉港的生活雖然辛苦，但在學問上卻有很大的收穫。冷泉港實驗室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國際性的學術會議，我都盡可能去參加，也因此才真正了解分子生物是什麼東西。相形之下，我在印地安那大學所學的實在是太膚淺、太有限了。在冷泉港的研究員都有一流的水準，個個在研究工作上都有獨到的見解和突出的建樹。我是在這裡才真正了解學術研究的深奧，也才真正知道研究工作怎樣設計與進行。我回頭去看在印地安那時所做的研究，簡直與我小時候玩「家家酒」沒兩樣。
在冷泉港一年多後，聽說我的老闆要離開，後來確定她要去San Diego 的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我並不嚮往加州的生活，倒是非常想念印地安那。住在紐約是一個很不愉快的經驗，那兒人多，彼此競爭激烈，完全沒有人情味, 若想要別人對我們笑一笑，可能要花掉五十元。我們與房東及鄰居都曾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因此我決定以後不住紐約。加州我雖沒去過，但我知道那兒的人也很多，情況大概與紐約相似。我的老闆要走了，我不打算跟著去，必須另尋出路。我想回印地安那，於是寫了一封信給我以前的老闆。那封信一去兩個月毫無消息，我雖心急，但總覺得此事會成,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好消息，我就這樣回到印第安那大學 (IU) 醫學院病理系當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這是1983年7月。
研究工作
我在印第安那大學所做的第一個研究工作，是大腸桿菌的腸內毒素基因的分離與鑑定，這是我博士後研究工作的延續，我也非常幸運，第一次申請NIH R01 grant 就成功。我另外一個研究工作是B型肝炎病毒 (HBV)，這個病毒有一個基因叫做X，當時沒人知道它的功能，我們是第一個證明X是個轉錄因子 (transcription factor) 的人。我因為研究B型肝炎病毒，手上有很多HBV的clones，當時台灣當局大力推動製造肝炎病毒疫苗，我那些clones也曾經被台灣的科學家拿去應用，這是我第一次對台灣學界有所貢獻，感到欣慰 。我在HBV的研究工作雖然有好的結果，但卻申請不到研究經費，於是負責此課題的學生畢業之後就不再做了。
我第三個課題是研究肺囊孢蟲 (Pneumocystis carinii) 。這是一個在愛滋病 (AIDS) 病人很常見的病原微生物，這個微生物以前被歸納為原生蟲，現在是黴菌。這個工作是當時我的老闆，臨床微生物科主任要我參與的，他後來變成病理系主任。我老闆是個臨床醫生，所做的研究工作侷限於診斷與治療，他很需要有人能與他合作研究這個微生物的基礎特性，我所做的第一個工作是製造一個 P. carinii的單株抗體。我老闆認為感染人的Pneumocystis有很多種，他要我發展一個可以區別不同種Pneumocystis的方法。經過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摸索，我們發現Pneumocystis的rRNA genes的spacer regions有一些規律性的DNA序列的變化，這些變化可用來區別不同的Pneumocystis，我們也因此發現Pneumocystis至少有60種，這個方法發表之後，世界各地很多研究Pneumocystis的科學家群起傚尤，希望能找到這些不同種的Pneumocystis與臨床症狀的相關性，也因為這個新發現，我們現在知道一個病人可同時或先後被好幾種Pneumocystis感染，我也因為這個發現在Pneumocystis領域之內小有名氣。
從此之後我的研究工作著重於兩個課題，一是肺臟的吞噬細胞失去其功能，另一個是肺臟的吞噬細胞的數目降低。後者是一非常奇特的現象，因為平常肺臟若有微生物的感染，吞噬細胞的數目會大量增加，Pneumocystis感染的人吞噬細胞的數目不增反減。我們發現吞噬細胞的不正常凋亡是其數目降低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單核細胞分化變成吞噬細胞時出了問題，其原因是單核細胞及吞噬細胞缺乏一個叫做PU.1的轉錄因子。這個轉錄因子除了控制單核細胞的分化也控制吞噬細胞的功能，因此若能讓PU.1的製造變成正常，此兩個缺陷都可彌補，病人也因免疫功能的提昇而不藥而癒。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們發現一個藥叫做 all-trans retinoic acid可提昇PU.1的製造，此藥是維他命A的一個代謝產物，因這個藥很貴而且對某些人有不良的作用，我們繼續尋找其他有效的藥物，發現維他命D也可增強病人的免疫功能，若與用來治療瘧疾的一個叫做Primaquine的藥合用，其效果與目前最有效的藥叫做Bactrim一樣或更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因為很多病人對Bactrim過敏而不能使用，這個新的發現可解決此問題。
除了上述的題目之外，我也曾經研究Cytomegalovirus、Hepatitis C virus、 Clostridium septicum及Clostridium perfringens，雖然這些課題都很重要，而且我們也有相當好結果，但我發現這種多元性的研究方式在美國很難生存，因此這些課題後來全都放棄了。我們必須在某一個領域中是佼佼者，才有可能申請到美國衛生研究院 (NIH) 的研究經費(grant)，學校又特別重視研究經費的有無，印地安那大學的基本原則是，研究教授若沒有自筹的研究經費就得走路。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精神壓力，令我無時無刻都在寫研究計畫，幸運的是我在印地安那大學從1984到2012年一直都有從NIH 得來的研究經費。美國啟動伊拉克及阿富汗的戰爭後，NIH的研究經費被砍掉很多，要拿到NIH的研究經費變成極度困難，我因2012年以後都沒有拿到研究經費，從學校高層來的壓力日愈加劇。因此我開始計劃從印地安那大學退休，但我還是繼續申請研究經費，很幸運的在2016年初我又拿到一個NIH的研究計劃，這個計劃可持續到2019年2月。
臨床診斷工作
除了研究工作之外，我也曾經當過臨床分子診斷科主任，主要的工作是利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來診斷疾病。這個工作從1989年開始，當時並沒有任何試劑可買來用，所有的檢驗方法都需要自己開發。我們當時所用的方法都是根據基礎科學家所發表的方法，很不幸的是，我發現這些方法沒有一個能直接應用，所有的方法都需要經過相當大的改進，才能達到臨床所要求的準確度及敏感度。這個工作讓我深深了解基礎醫學的研究與臨床的應用是有很大的距離的。做基礎研究，一個實驗沒做成功可以重做，在臨床上大多是不可能的。臨床檢驗室一個樣品進來就需要有一個報告出去，而且一定要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臨床檢驗工作也必須要非常準確，若出錯而誤診就會影響病人的生命。我深深的體會到人員素質、再教育和檢驗工作品質控制的重要性。我這個工作做了10年，每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慶幸的是我在這10年之內沒出大錯，也學到很多寶貴經驗。
教學工作
除了研究及診斷工作外，我另一個主要的工作是教學。事實上我老闆於1983年聘用我時，並沒有期望我參與教學工作，他那時只希望我能專心帶研究生做研究，他甚至不認為我的英文能力足以教學。1980年代初期，是分子生物技術開始被廣泛應用的時候，我深深的了解病理的工作將來一定會用到分子生物學的技術。那時我發現我們系的住院醫生，甚至資深的醫生及教授們的分子生物學知識都非常膚淺。因此我向老闆建議開一個短期的研習會，來教住院醫生一些簡單的分子生物技術。我老闆覺得這個建議很好，要我給他一個課程的綱要，他看過以後，認為我的內容可以開一個三個學分研究所的課。我於是向學校申請一個新的課目，於1987年開始正式上課，這個課除了介紹基本的分子生物知識之外也包括實驗，是個人力、物力、財力消耗極大的課。第一年有22個學生參加，其中有5位是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的教授，這幾位教授覺得這個課相當實用也教的很好，於是大力推薦其他教授及學生來上課。於1990年第4次開課時，參加人數就達到當時我所用實驗室的最高容量54人，此後的20幾年每年都有50人以上來參加。
這個課雖然是開給研究生上的，很多資深的教授也來上過，包括7 個醫學院副院長及6個系主任。這是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所有研究所的課中，學生人數最多的，我估計大約有1500個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的人來上過，其中至少有200人是教授級的。除了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外，還有很多其他學校和研究機構的人來上過, 包括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Purdue University, Clemson University, Muskingum University, DePauw Universit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USDA Forest Service, Butler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Wabash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Irvine,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 of Guelph, University of Arkansas, University of Arizona,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和禮來藥廠。因為大家反應非常好，禮來藥廠於1998年起連續10年，把這個課當作他們訓練研究人員的一個正式課程，每年固定送10-15人來參加，禮來藥廠財力雄厚，他們付給我的學費也相當高，因此我開這個課替實驗室增加不少收入。我最感動的是，有一個禮來藥廠的副總裁上過我的課之後，認為這個課對他的幫助實在太大了，以前他的同事及屬下研究員向他報告研究工作，他大半都聽不懂，現在不但可以完全聽懂，而且還可以給他們建設性的建議，他說，他實在是太高興了，於是送給我五萬美元，他甚至要求，他的部門所有沒有分子生物基礎的研究員都來上我的課。禮來藥廠總共大約有250人來上過此課，其中有許多是主管級的研究員。最近的十幾年還有其他國家的醫生或研究人員來，包括台灣、韓國、日本、德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沙烏地阿拉伯、伽納和奈及利亞。其中從奈及利亞來的最多，總共大約有35人，我非常佩服這些人的求知精神及毅力，因他們來一次可能要花掉他們五年的積蓄。
我還未開這個課之前並不知我適合教學。我只知道我是個頭腦簡單的人，任何觀念我都需要把他簡化才能吸收。我教學的方法也是利用這個原則，盡量把複雜的觀念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至少有20年我上課時不用高科技的投影方法，大都是直接寫在黑板上，因為我認為一面寫、一面講，學生可以一字一句的慢慢吸收，如果先把內容寫在投影片上後放出來，一張投影片寫的密密麻麻的字，學生一下子沒辦法吸收那麼多，上課就不能專注，就會失去興趣。我若寫黑板學生就會跟著抄，他們聽我講過一次，看我寫過一次，自己又抄一次，經過三次不同方式的接觸，就記住了我要傳授的知識。很顯然這個方法效果不錯，課後評鑑每年都有好幾個學生說這是他們在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 (IU Medical School) 上過最好的一個課，甚至有人說這是他們有生以來上過最好的課。最近幾年因所需敎的内容大量増加，只好用Powerpoint，但比較複雜和困難的觀念，還是以黑板教學。看到學生上過這個課之後能夠受到啟發與鼓勵，我非常的高興。這與我以前曾經參與過的另一個分子生物學的課大不相同，這個課的主任喜歡把簡單的觀念變的非常複雜，讓學生上的非常痛苦，很多學生上過那個課之後來跟我抱怨，說他們以後再也不念也不接觸分子生物了，這真是一個不幸的悲劇。我因在教學方面有突出的表現，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於1993年頒給我一個最佳教師獎。
我這個課除了在美國開以外，也在台灣幾個地方開過，我第一次在台灣教分子生物是1982年，那時我還是一個沒沒無聞的博士後研究員。當時台灣行政院撥了一筆巨大的專款分配給幾個較先進的研究所，利用分子生物學的技術來製做B 型肝炎病毒的疫苗，台灣那時分子生物學還在萌芽階段，因此好幾個單位都舉辦過分子生物學的研習會。當時美國國防大學 (Uniformed Service University) 的微生物系主任吳期平教授是教育部次長的好朋友，次長拜託吳期平回台舉辦分子生物的研習會。吳期平於是邀請他的得意門生林境清教授來幫忙，林境清教授那時在美國紐約長島的冷泉港實驗室 (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當研究員，我在那裡接受博士後的訓練，林境清教授邀我一同回台參加教學工作，並要我負責講解DNA定序的部分。
我從1977年到美國，未曾回過台灣，他的邀請我毫不猶豫答應了。這個研習會是由教育部、國科會、台大、陽明大學及榮總五個單位合辦。由陽明的張仲明教授主辦，張教授總共收了560個學生。因為學生很多，這個課在國軍英雄館上，我上了5堂課，林境清也上了5堂課，吳期平另外一個學生嚴卓然也上了幾堂課，其他 20 幾堂課由吳期平一人上，吳教授從基礎的分子生物、細菌遺傳學到腫瘤方面的課題都講的非常充實與精采。像吳教授這種能教這麼多不同領域課題的人才，我真是第一次見到。我上的那五堂課都是臨時抱佛腳準備的，很多觀念事實上我自己都不清楚，學生問的問題我大多無法回答，真是窘態百出，與吳教授相形之下我真是太差勁了。我那時下定決心把吳教授當作榜樣，好好充實自己，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吳教授一樣，可以講授很多不同的課題，而且每個課題都能講的非常深入與生動，我現在很高興的說，我做到了。
1984年年底我應中央研究院之邀回台灣辦分子生物學的研習會，台灣有好幾位知名的教授都是這個研習會的學員。1986年暑假國防醫學院請我回去講學，1989年台大微生物研究所請我回去開分子生物學的研習會。這次的研習會我將在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上的課完完整整的搬過來上, 因為在印地安那大學已經上過3次，我在這次的研習會的表現不錯，第一天上課有60人，以後人數不斷增加，到最後一天居然有130 人，這與我1982年的課相差很多。那個課第一天有560人，最後一天只剩下5個人。這次的人數不但沒隨著研習會的進展而減少反而增加，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鼓勵與欣慰。
1989年以後台灣的分子生物技術就非常普遍與進步了，也就沒有人請我回去講學了。一直到1999年, 當時的高雄長庚醫院小兒外科主任及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莊錦豪醫師，發現我在美國上的課正是他的研究所所迫切需要的。於是要我把我在美國教的這一套搬到高雄長庚醫院來上，這一次有90幾人來參加，約有一半是臨床醫師。這個課從頭到尾都維持在90人左右，加上課後學員們的高度讚賞，我知道這次的教學是相當成功的。莊錦豪醫師非常高興能辦出這麼成功的研習會，於是決定2000年暑假再辦一次，這一次與第一次一樣學員們都非常的滿意。2000年年底盧章智醫師決定請我在三總也開類似的研習會，這一次也受到相當好的肯定，於是2001年暑假我在三總又開了一次。次年2002年暑假高雄長庚又請我回去開課。
2003年7月底陽明大學微生物系主任及微免所所長胡小婷教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說有一筆專款可以請國外知名教授到台灣講學，希望我能接受她的邀請到她的系當客座教授三個月。三個月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花了相當大的勁才讓我系主任同意。2003年10月1日起我在陽明大學開了兩門課，一個是論文寫作，另一個就是分子生物。這個分子生物課除了沒有實驗之外，其他完全是我在美國所上的翻版。大約有200多人來參加，其中有一半是陽明的學生及教職員，另一半是榮總的醫生及研究員，陽明醫學院院長也是學員之一。這個課每個星期六早上8點開始上四個鐘頭，連續三個月。
論文寫作課總共收了25個博士班的學生，這個課原本的目的是教學生如何寫科學論文，但第一堂課上完之後，我覺得必須改變原來的計劃，因我發現大多數的學生英文句子的構造及文法能力都非常薄弱。我於是每個星期拿一份中文的論文摘要給他們翻譯成英文，我除了逐字逐句幫他們改正之外，也在課堂上與他們討論一些比較重大的錯誤，並當場把摘要翻譯給他們看。三個月下來大多數的學生都有顯著的進步，其中有6個幾乎達到完美的層次。這個課雖然只有25個學生，我在台灣的時間至少有75% 花在其上。
這三個月我花在分子生物課的時間雖然不多，但是成果相當豐碩。有好幾位陽明的教授和榮總的醫師跟我說，他們從這個課得到的收穫實在太多了，他們以前聽有關分子生物學的報告或看分子生物學的文章都一知半解，上了這個課之後，現在都可全盤了解了。有一個陽明博士班的學生說，她自從高中畢業之後早上 8 點開始的課從來不去上，可是我的課她不但沒缺過任何一堂課，而且都是8 點以前就到了。有一群學生跟我說，我上課的內容，他們以前在其他的課都上過可是都沒聽懂，現在終於完全了解了，這與美國學生給我的評價是大同小異的。我在台灣三個月期間，在陽明上的課也同樣在我的母校輔大上，對象是大學四年級及研究所的學生，輔大學生比較活潑，上課沒有像陽明學生那麼認真，因此我都不知道他們是否有收穫，最後一堂課上完之後他們特別編了一個短劇表演給我看，還送我一個相框，所框的東西是所有學生的簽名及對我的讚賞，我那時才知道我在輔大所播的種是有發芽生根的。
2003年在台灣的最後一個月，盧章智又邀請我去三總上課，內容與我在陽明及輔大上的差不多。這個課每天晚上六點到九點半，一連上兩個星期，有好幾天是在陽明下課之後馬上趕到三總，陽明到三總坐台北捷運要一個多鐘頭，這段時間生活極度忙碌與緊湊，但因能對台灣學界有所貢獻，我心裡是相當踏實的也相當高興。我總共在高雄長庚醫院上過8次，三軍總醫院4次，陽明大學與台北榮總合辦的3次，林口長庚醫院4次，中國醫藥大學、輔仁大學及高雄的義大醫院各兩次，中央研究院、台大醫學院、中原大學、嘉義長庚醫院及台中榮總各一次，我估計台灣大約有2000人上過我的課。
寫書
不論在台灣或美國開課，都有很多人說我的課程內容非常豐富與實用，希望我能將之匯整成書，讓更多人受益。寫書的計劃雖然默記在心，無奈研究經費的申請及研究成果的發表，佔據了我所有的時間與精力，一直沒有動筆。雖然盧章智醫師及輔大的楊美桂教授，曾嚐試依據我上課的筆記，幫我整理編纂成書，但並未真正完成。一直到2005年12月，我在台北榮總開課時，胡小婷教授下定決心要幫我完成出書事宜，於是每一堂課都做了非常詳細的筆記，然後口述給她的學生林曜堂，請他以中文輸入電腦而完成了初稿。那時正好我申請到一個相當大的NIH R01研究計劃，精神與時間上的壓力頓時減輕不少，因此決定將此書完成。起初是以胡教授的初稿為基礎，進行內容的編輯與修改，但後來發現整體架構及文字都需做大幅度的調整，所以重新撰寫。因為我從未有出書的經驗，開始進行之後才體會到寫書的困難與繁瑣，但為了不辜負胡小婷等教授們的好意及辛苦的付出，不得不咬緊牙根將其完成。
旅居國外多年，算來我已有30年沒用中文寫文章了，剛開始時用字與遣詞都非常吃力，好在有很多熱心朋友的相助，其中胡小婷教授除了幫我完成初稿，也花了很多時間進行校正，楊美桂教授更是幫我字字斟酌，小心翼翼的檢視每個句子的結構，再加上其他幾位學生的細心校對與更正，使本書得以於2007年付梓，並於2012年出第二版。後來我有一位大陸來的訪問學者，建議我將之轉成簡字版，在大陸出版，此工作看似簡單，事實不然，因大陸的出版商要求每個專有名詞都必須翻譯成中文，而且他們的語法與用詞也大不相同，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終於於2010年完成。我另外也寫了一英文版的書，於2009年出版，並於2015年將之大幅度的修改出了第二版。
社團活動
來美之後每次見到台灣來的鄉親，都倍覺親切，因此常常去參加印城 (Indianapolis) 台灣同鄉會的活動，於1989年被任命為總幹事，並於1990年被選為會長。台灣同鄉會依慣例每年選出一個會長，但於2009年後就選不出會長了。當會長事實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事情做好或做對沒人讚賞，但只要做錯一件事，甚至講錯一句話，都會惹來天大的麻煩，這是沒人想當會長最主要的原因。於是我建議由六位較資深及熱心的同鄉，輪流每人每年當兩個月的會長，這個方法一直持續至今，我也因此從2010年起每年當兩個月的會長。
台灣同鄉會最繁重的工作是參加一年一度的國際民俗節 (International Festival)，每次我們都會有一個文化、一個食物和一個算命攤位。我第一次去幫忙時被分派到算命攤，我們事實上是讓人家抽韱然後解韱，這與真正的算命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因此大多數來算命的人都不太滿意，有很多人當場向我抱怨說我不是在算命，而要求退款。我覺得這個現象若持續下去，遲早會出大問題的，於是將之改變。我在大學時代對算命開始產生興趣，看了很多算命的書，了解從一個人的五官長相、指紋及掌紋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而個性決定一個人待人處世的方法，進而影響其命運。於是我開始利用我的方法在國際民俗節算命，可能是因為我的方法有相當程度的準確度，每次都有100多人來算命，有一位高中的老師來找我算命後，每年都送10幾個學生來算命。印城有些公司或社團辦活動時也請我去算命，當做餘興節目。其中印城動物園曾經三度請我們去他們的新年晚會算命並提供一些有關台灣文化的活動，如書法茶藝麻將等，每次都付給我們一千多美元的酬勞。
同鄉會在國際民俗節的文化展示攤位，30幾年來一直都是吳群也先生設計的，每年的主題都不一樣，他每次都能達到大會的要求，盡善盡美，屢屢得獎，這種超人的能力，真讓我佩服。我們的食物攤位，初期以販賣炒飯、炸春捲、冰紅茶、和烤肉為主，第一次參加時所有的的食物都在余金榜家準備，這些準備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以後的會長大多是買半成品來加工，我當會長時，春捲是買現成的來炸，紅茶現泡，其他的如炒飯和什錦菜是請某家餐館幫我們做後送來，這個方法出現了一很大的問題，因用餐時間是我們生意最好但也是餐館最忙的時候, 沒時間幫我們做菜，第一批食物於每天一大早他們還未太忙時送來的，我們很快就賣光了，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東西可賣, 等到他們有空幫我們做並送來時，當天的活動已經快結束了，很多食物都很不幸的浪費掉了，那年我們雖然沒賠錢但也沒賺錢，很多同郷們在四天的民俗節之辛苦等於完全白費，這是我這一生所做過最失敗的事之一，非常沒面子也非常的傷心。黃邦雄當會長時，改變了策略，所有的東西包括春捲全都自己製作，他和他太太林美代在民俗節前幾個星期前就開始準備，何源泉、我和鄧敏宏都在民俗節前一個週末把我們的烤肉爐搬到他家去幫忙烤肉，因為如此我們在國際民俗節才開始真正有賺錢，於食物的製作上，林千代也是同鄉會的一大功臣，她從1978年同鄉會創會開始到2015年全家搬到加州前，每次的國際民俗節都出了極大的力氣，每年中秋節她和她先生楊水森也都做了很多月餅和同郷們分享。盧君豪的太太李曉萍 (Rebecca Lee) 也很會做菜，也曾經負責過我們在國際民俗節食物攤的所有事宜。最近十幾年我們的食物攤大多是鄭美惠教授負責。她和她先生高清海教授每次都盡心盡力，任勞任怨的完成這個艱苦的工作，替同鄉會賺了很多錢。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是Nationalities Council of Indiana (NCI) 所舉辦的一個活動，NCI是由大約40個不同族裔的團體組成的，台灣同鄉會是一會員。我1990年當台灣同鄉會會長時，需要參加每個月一次的NCI會議，最主要是討論International Festival的事情。NCI的幹部都是不同族裔團體的代表，那時同鄉會的陳玉霖先生是NCI的Secretary，他因任期到了提名我接他的位置，我因此當了一年NCI的Secretary，他們認為我做的不錯，後來選我當副會長，一年後就選我當會長，我共做了兩任共三年的NCI的會長。我每次參加NCI的會議時，都覺得NCI是個烏合之眾，因由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團體組成，每個人的想法與作法都不一樣，開會時任何議案都很難達到共識，有時甚至因意見不合而吵架。我當會長時，從來不讓他們討論事情，有什麼議案需要徵求大家的同意時，我先提出我的想法，然後直接進行表決，因此我當會長期間，NCI平安無事。
NCI最主要的工作的是舉辦International Festival，這是一非常大的活動，每次都有一萬人以上來參觀，其中有一半是K-12的學生，由學校老師整團帶來，希望學生們不出國就能學到一些其他國家的文化及風俗民情。因此每個會員團體都必須設立一個文化展示攤位，除此之外也可租食物或商品攤位，銷售賺錢。NCI的會長每年都需要找一個人當Festival Chairman，來計劃及執行International Festival。這是一個天大之事，還好我當會長時都有人願意接受我的付託，每次Festival都順利完成都沒賠錢。我1994年卸任後，新會長所任命的Festival Chairman因所做的決定不正確，賠了很多錢，也就不敢再當Festival Chairman了。後來新的會長來找我討論應對方案並要求我幫忙，鑒於若當時沒人出來收拾殘局, International Festival就會從此絕響，我決定出來當Festival Chairman。我發現Festival有很多不合理的開銷，其中最離譜的是垃圾的處理和場地乾淨的維持，於是我去拜託租給我們場地的單位，讓我們自已負責這兩項工作，加上其他的開銷小心斟酌，並增加來參觀學生及民眾的數目，我不但把上一年所賠的全部補回來還有將近一萬美元的盈餘，如此我連續當了4年的Festival Chairman，一直到2000年，這期間從來沒賠過錢。
我當Festival Chairman時幾乎每天都得參加開會，忙得不可開交，因此當了4次後就不當了，NCI當時也沒人願意接受這個任務，於是決定請一個叫做Promotion Company的公司來承辦International Festival。NCI與Promotion Company的合約是每年付三萬五千元的酬金，加上70%的盈利。這個合約我認為非常不合理，因為Festival每年至少要有十二萬元的盈利才能付出這三萬五千元的酬金，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我雖然反對但當時的會長堅持要這麼做，加上沒人願意當Festival Chairman，我只好順從。這個合約維持了十三年，NCI總共欠Promotion Company約四萬元。後來Promotion Company賣給了另一家公司，這個公司對Festival沒有興趣，不接辦Festival, 如此Promotion Company就違約，因此決定不追討這四萬元的債務，NCI也就如此逃過破產的命運。這十幾年來NCI除了會員的會費之外沒有其他的收入，全靠我以前賺的錢來營運，從2015年開始NCI又決定自己承辦Festival了。
我除了台灣同鄉會及NCI的事外，也參與印城與台北姐妺市的事。我當NCI會長時常常需要代表NCI去參加各式各樣的會議，其中之一是姐妹巿的會議。當時姐妹市委員會主席Henry Cole問我是否知道臺北與印城有姐妹市的關係，我説我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他說印城有五個姐妹市，其他姐妹市都有人負責，都有辨活動以維持姐妹市的關係，只有台北的姐妺市沒人負責沒人關心。我聽了之後心裡很不舒服，於是向芝加哥台北文化經濟辦事處報告此事，當時的處長就任命我當台北姐妹巿委員會的會長。我於是盡量安排台灣派出來的表演團來印城表演, 將之當做姐妺市的活動，若時間許可也都會安排表演團的團員去拜會市長，也邀請市長及市議會及州議會的議員才觀看他們的表演，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十幾個表演團來過，台北姐妹市也因此變成最活躍的姐妹市委員會之一。
姐妹市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接待台灣來的的官員、商務代表及訪問團體，沒什麼大不了的事。誰知2008 – 2015年的印城市長Greg Ballard對姐妹市特別重視，他多加了幾個姐妹市，目前總共有九個，也成立一個新的部門來負責姐妹市的工作，這個部門的主任Ms. Jane Gelhausen又特別敬業，真的把姐妹市當做一個事業來經營，除了毎三個月要開一次會及每年要寫年終報告外，還舉辦一年一次的Sister City Festival。每個姐妹市都需要設一個文化展示攤位，彼此互相競爭，前三名有奬金。我們前兩次都是第一名，第三次得第二名，第四次居然沒有名。最令我傷心的是，第四次我們總共花了大約一萬元，是同鄉會有史以來花最多錢的活動，特別從台灣請了三個國寳級的民俗技藝師來助陣，沒想到於事無補，令我灰心之至。自從Ms. Jane Gelhausen上任之後，姐妹市的工作變成非常繁忙，我每天都需花很多時間去應付。台北市政府對姐妹巿的事也不關心不支持，原因之一是台北有太多個姐妹巿，總共有47個，根本無法照顧。陳水扁當市長時找了47個公司，每個公司認養一個姐妹市，印城是科見美語負責，1998年我們慶祝台北和印城姐妹市成立二十週年，科見美語無條件的給我們三千元，這是有史以來我們從台北所得的唯一財務支持，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維持台北與印城的姐妹市關係。
人生觀
我的人生觀與我父親的宗教信仰有關，我爸爸是日治時代的師範學校畢業，是目前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的前身曾文農校的創校校長，那時他才29歲。他是一極度虔誠的佛教徒，除了上班外其他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宗教上。每天早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離我家有20分鐘車程的麻豆關帝廟拜拜，回家以後又在自已家中所設的佛堂拜拜，晚飯後又去我家附近的另一個佛堂拜拜，直到半夜才回家，日日如此，風雨無止，假日時就去台灣各地的廟宇參拜。他除了虔心拜佛之外，也做了不少善事，當校長時很多學生繳不起學費，他都會適時的伸出援手。在麻豆他是一位相當有名望的人，當時要寄信給他，只要在信封上寫下麻豆李校長即可。他特別重視靈界的追求，晚上睡覺前一定要打坐片刻，很驚奇的是，他於60幾歲時居然自己説他可通靈通神通鬼，還有軀鬼的能力。因此有很多有醫生治不好的病人來找他幫忙，這些人大多是有精神上的疾病，據說有些人在我爸爸將附其身的鬼魂軀走之後就好了。
起初我對他這種超人的能力非常懐疑，我是學基礎醫學的，我認為他這種能力事實上是精神錯亂的現象。1980年12月我的小女兒出生，我利用這個機會安排他和我母親來美國。每次我帶他出去玩時，看到一些長相較特殊的人，都會告訴我這些人的個性、現況、及前世的來歷，我根本不認識這些人，他跟我說的事我完全無法確認。有一天因好奇心的軀使，我決定測試他，我拿出我工作處同事的名單讓他看，他懂英文字母，但湊成字後他就看不懂了，他就把他的手指放在我要他看的人名上，然後就開始告訴我此人的長相特徵與個性，令我驚奇的是他所講的與我對此人的認識完全符合，連試數人，結果都一樣，於是我開始相信他超人能力的真實性。
他跟說我們若蓋一個廟或教堂，老天爺就會派一個神來保護它，但靈界除了神之外也有鬼，鬼有神的法力但沒有神的道德，常常會把廟或教堂的保護神趕走而佔地為王，若我們去此種地方做禮拜，很可能會受到不良的影響。我聽了之後心裡開始發毛，因我到美國來第一個星期天所做的事就是去教堂做禮拜。那時我所認識唯一台灣來的學姐，是一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她每個星期天都邀我一起去教堂做禮拜，我也欣然前往，因禮拜後都有非常豐盛的免費午餐。這個活動持續相當久，我甚至已經到達了若星期天不去做禮拜就會覺得非常不安的地步。我爸爸的話對我來說真是當頭棒喝，於是我決定帶他去看看我去做禮拜的教堂是否有問題，當天風和日麗，車子很平穩的到達。我爸爸從車子出來後站在教堂的前面沒多久就開始手足舞蹈，口中念念有詞。過一陣子後他就要我開車回家，我忽然發現車子走的搖搖擺擺很難控制，費了很大的勁才將車子安全開到家。回家後，他跟我說那個教堂被很多蛇靈佔據，他將大多數抓走了，有些沒抓到的在我們回家時追上來了，那時我才恍然大悟我們回家途中發生了什麼事。
經過了這些事後，我開始相信我爸爸的超人能力是真的，也非常羨慕。有一天我問他我若要得到他這種超人的能力需要做什麼，我說您這種能力是拜神拜佛一輩子而得來的，我是否也需要在家中設一個佛堂虔心禮佛，看是否將來有朝一日也能得到與您一樣的超人能力，沒想到他給我的答案是我無法想像的。他說我千萬不要跟他一樣花了那麼多時間在宗教上，也千萬不要在家中設佛堂。他接著說，我們在人世間最重要的是修行，增進我們的靈性，以後百年年老，靈魂才能回到比較高階的天堂，若再轉世才能出生在比較好的家庭，在佛教所說的六道中, 包括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 只有人道有修行的機會。很不幸的是很多人都把修行誤解了，大多數的人認為修行就是拜神拜佛做禮拜，這是完全錯誤的。真正的修行是累積功德，但功德並不是拜神拜佛做禮拜或做法會就可得到的，別人對你的感激和尊重才是功德。所以修行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及不斷的增長自巳的知識，我們幫助人家，人家就會感激我們，我們就有功德，愈多人感激功德就愈多。相同的，我們的知識高或好，就會得到別人的尊重，有很多人尊重，就有很多的功德。所以真正的修行是：盡你最大的努力去做你應該做的事。一個學生應該做的事是用功讀書，老師們應該做的事是將學生教好，父母親們應該做的事是好好的照顧小孩，在社會上做事的人該做的事是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把事情做好。
我真的無法相信我爸爸會跟我說這種話，因為他所說的與他以前所做的完全相反，他拜神拜佛一輩子，現在居然跟我說這些是完全不對的。他是因為有通靈的能力，到靈界去看了一下才了解人生的真諦。原來修行就是這麼簡單，只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就可以了。他特別強調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創的，都是教人做好事。但宗教信仰並不是必須的，我們信教是希望神能給我們力量與信心去做我們想做的事。神送我們到人間並不是要我們到人間來禮拜祂，而是希望我們在人間做對社會人群有貢獻的事。我們必須要相信自己能夠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我們必須不斷的吸收新的知識增長智慧，才能判斷是非，做正確的決定，也才能知道我們有沒有盡最大的努力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譬如我當教授必須看很多書很多文章，才能知道我上課時要教什麼及怎麼教，我若書教的好學生就會感激及尊重。我做研究必須澈底了解在我的研究領域中，那些人做了那些事及最近的進展，我若做的比別人好比別人多，就會受到同領域人的尊重，這些都是功德。
我爸爸對我說的這些話，全面的改變了我對宗教及人生的看法，我仍然是一個佛教徒，但我不燒香也不拜拜，我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我應該做的事，我努力教書做研究。很多沒有酬勞的社團活動，雖然是吃力不討好，我也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我應該做的事，這是我人生的座右銘，也是我做人做事的準則。我深深的體會到一個人要能立足於社會，智慧與學問的增長很重要，人際關係的維持更重要。我在印第安那大學能安穩的成長，最主要是我幾個老闆們的大力支持，及學生們能心甘情願的努力念書和做研究工作，我能到台灣教書也是我的學生及朋友的幫忙。我的研究經費能順利的取得，同事及朋友的幫忙也是主要原因。我求學時代常常擔心畢業之後不知要做什麼，我現在深深了解「天生我才必有用」這句話的真實性，我與年輕朋友們共勉的是不斷的增長智慧、學問與才能，以樂觀及進取的態度面對人生, 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退休
2019 年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年，這一年的11月我滿70歲，可以領全額的社會安全福利金了，因此我決定於年底退休。我因NIH的研究計劃於二月底到期，為避免學校當局因我沒有研究計劃而找我麻煩，在年初我就告訴系主任和系上的一些行政人員我要退休的決定，過幾天就陸陸續續的有同事和朋友來道喜，我心頭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喜從何來。我在印地安那大學任職總共36年 (1983 – 2019)，這段期間的生活起居和工作的習慣已經根深蒂固，退休之後生活作息必定有相當大的改變，我真的不知能否適應未來的日子。
決定退休後，我首先停止所有的研究工作，也向NIH提交了研究計劃的總結報告，每天忙著寫研究計劃和文章的作息徹底結束，這下子這36年來每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緊張氣氛不見了，但心裡卻變得非常的空虛，覺得無所事事，人生的價值也丟了。研究工作可停但行政工作必須繼續，我於2017年底接替 Dr. Diane Leland成為我們系研究所的主任，掌管碩士班和博士班所有的業務。我系研究所有三種不同的碩士班，包括Experimental Pathology、 Laboratory Science、和 Pathologists’ Assistant。Experimental Pathology的碩士班雖於2007年因Indiana BioMedical Gateway (IBMG) 的成立和Experimental Pathology的博士班合併，但一直沒有廢除，Laboratory Science的碩士班最近10年內是有名無實，原因之一是沒有教授願意收學生，另一原因是申請Laboratory Science碩士班的學生，他們真正想要的是醫技的碩士學位，這是我們無法提供的，還有一個原因是我系的很多不同的臨床檢驗室的supervisors不再需要有碩士學位了，因此我們的Laboratory Science的碩士班最近幾年一直沒有學生。我們的Pathologists’ Assistant碩士班倒是非常的興旺，每年雖然最多只收4 – 5個學生，至少有70幾人來申請。我接掌研究所業務後覺得只有Pathologists’ Assistant的碩士班和Experimental Pathology的博士班有存在的必要，於是向系主任建議廢掉Experimental Pathology 和Laboratory Science的碩士班，他說不能廢掉但同意不再招生，我於是將我系的網頁有關Experimental Pathology 和Laboratory Science的碩士班的信息全部刪掉，我們系的研究所也因此只剩下Pathologists’ Assistant的碩士班和Experimental Pathology的博士班。
因Pathologists’ Assistant的碩士班有專人負責，我不需做任何事，我真正需要管的是Experimental Pathology博士班的業務。這個博士班事實上是屬於IBMG，招生事務完全由他們負責，學生們第一年要上什麼課也是他們決定，第二年後學生們按照他們的興趣，選一指導教授去他的實驗室做論文的研究工作。按照學校的政策，所有博士班學生第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由IBMG支付，第二年以後由指導教授支付。我們系的教授們有能力付這些費用的很少，在研究方面的聲譽也不佳，因此很少有學生選擇我們系來當博士班的學生，從2007年到現在只有一個來並順利畢業，2018年有一學生來，幾個月之後就轉到別系去了。
我接掌研究所業務後，我們的博士班基本上沒有學生，但是身為系研究所主任，我必須參加所有有關研究所業務的會議和活動，IBMG每年為了能招收40多個學生辦了很多活動，如請學生來面試順便參觀研究室和各式各樣一流的設備，招待學生吃飯和遊玩，並舉行多次的研究展覽，我不但需要安排我們系的教授們去參加研究展覽，也需盡我所能介紹我們系的設備和研究工作，希望有學生選擇我們系。我生性內向，這些拋頭露面的事我事實上很不喜歡，但卻要硬著頭皮去做或參與。因我們系的博士班是全醫學院所有的博士班中唯一沒有學生的，我每次去參加研究所的活動和業務會議時，都覺得非常的不舒服也非常的自卑。尤其是每個月一次的Curriculum Committee的會議，這個會議每次一個半鐘頭，每一分鐘我都覺得如坐針氈，非常痛苦。
今年四月初接到副校長辦公室的通知，說我們系的研究所需要接受審核，這個事應該是每五年一次的，但學校一直沒有進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為了這個事我必須向副校長辦公室提供五個校內和五個校外有資格的審核人員，校內的審核人員我沒問題，但校外的我確實有困難，還好因系主任和一剛來不久的副系主任的幫忙，我順利的將這事完成。接下來我必須寫一非常詳細的報告讓審核人員看，為了寫這個文件我需要對我們系的研究所做一徹底的了解，從它的誕生 (1980年) 一直到現在所發生的事我都需要知道，因此我了解我系研究所共畢業了57個碩士，61個Pathologists’ Assistant，和25個博士，其中有10個碩士和14個博士是從我實驗室畢業的，發現我是全系畢業學生最多的教授，非常欣慰。承蒙Dr. Diane Leland 的幫忙我終於寫好這個文件，系主任說寫的非常好。審核工作於12月10日和11日進行，一切顺利，如我所料，審核人員建議保留博士班，但聘用更多的研究型敎授，並給新和現有的敎授們一些優惠，鼓勵他們接受學生，這個審核工作是我在印地安那大學任職所做的最後一件事。
我從1987年開始的分子生物研習課 (Molecular Biology Workshop) 因參加的人數近年來大量減少，去年 ( 2018年) 只有18個，去年的課結束後我就不想再開了，但因我年底才會退休，若不開課也不做研究，光領薪水不做事，良心上過不去，於是決定再開辦，我也正式對外宣布這是我最後一次的課。最近的10年每年都有好幾個奈及利亞的醫生來參加，今年起初有5位報名，但因簽証沒過，全都不能來。還好有五個博士班的學生註冊，學校沒將我的課取銷，另外還有兩個博士後的學生來參加，總共有7個人，這是我這個課有史以來人數最少的一次。我找了一個很小但設備很好的教室，因教室也算坐滿了人，我上課的心情沒因人數少而受到影響，學生也都非常專心的上課，很順利的於6月28日完成這個課。專程從San Diego的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來的博士後學生跟我說，這個課對她的研究工作之幫助實在是太大了，很鄭重的建議我提供網路教學，讓全世界對分子生物有興趣的都可上。
我在林口長庚醫院當檢驗部主任的學生盧章智教授決定再度請我去開課，這是我第四次在林口長庚醫院開課，於7月8日開始7月20日結束，這次有100多人報名，但真正來上課的大約只有40人，前心臟科主任以前已經上過兩次也再次來聽課，而且非常的専心，他這種無比的敬業精神給了我非常巨大的鼓勵，另外有一位振興醫院的醫生也來參加，他不斷的跟我說他參加過無數類似的課，但從未見過像我一樣，能將分子生物講的這麼精彩的老師，也非常鄭重的鼓勵我再度將我上課的內容編輯成書。還有一位中山大學生化系的教授，上完課後跟我說他終於把DNA定序的原理搞懂了, 這個課很有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了。
在林口長庚醫院的課結束後，因輔大醫院鄭碧華醫師的建議，優龍公司安排我和一台大醫生到幾個醫院演講，跟醫護人員介紹我的維他命D的研究，台大醫生則介紹維他命D在臨床上的應用。這個巡迴演講從7月23日開始到8月3日晚上半夜，我8月4日一大早就搭機回美。這次我去過的醫院包括桃園醫院、台南奇美醫院、台中中山醫院、嘉義聖馬爾定醫院、柳營奇美醫院、台北國泰醫院、 台北新光醫院、和台北萬芳醫院，住過6個不同的旅館。優龍公司也另外於7月27日在花蓮悅來飯店和8月3日在高雄的林皇宮飯店舉辦研討會，除了我和台大的醫生以外，也邀請馬偕和北醫的醫生來介紹他們的臨床經驗。在花蓮的研討會，優龍公司也邀請了很多在台北、宜蘭、花蓮、和台東的醫護人員來聽講，在高雄的研討會的聽眾包括很多從台中、雲林、嘉義、台南、和高雄來的醫護人員。這次的巡迴演講每一個地方都大約有50人來聽講，我非常佩服優龍公司員工們高超的辦事能力和敬業的精神，不但在每個地方的演講各方面的細節都安排了至善至美，對我的照顧和招待更是無微不至。我也從這次的巡迴演講學到很多，除了對維他命D在臨床上很多的神奇效果有更深入的了解外，也見識了台灣的公司做生意的方法，這對我這個書呆子來說真是大開眼界，也看到了很多新的事務，如花蓮悅來飯店和高雄的林皇宮飯店，我都是第一次聽到也是第一次去，這些飯店都是富麗堂皇、美侖美奐，高雄的林皇宮是我所見過或住過所有的旅館中最漂亮的一個，它真是一名符其實的皇宮。我這次因在台灣停留的時間比較長，共一個月，於是儘量利用空檔時間和一些親戚、同學、朋友、和學生們見面，其中有些已經相當年長甚至有不治之病，我雖然不敢說出口，但心裡知道，這次的見面很可能是我這一生最後一次了，畢竟我已經是一視茫茫、髮蒼蒼、老態龍鍾的人了。
8月23日我校醫學院舉辦一symposium來表彰 Hal Broxmeyer 教授，他和我一樣於1983年來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任職，曾經到我實驗室學習DNA和RNA分離的方法。他是第一個發明臍帶血幹細胞移植的人，從1988年到現在至少有4萬人接受過他的臍帶血幹細胞移植。他從NIH拿到的研究經費已超過美金92 million，發表了大約800篇文章。他比我大3歲，但在這個symposium他宣布，他還沒有任何退休的念頭和打算，他因甲狀腺癌開刀過兩次，聲帶受損講話非常吃力，但仍盡其所能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並不斷的報告研究成果，完全沒有放慢腳步的現象。在這個symposium他很熱誠的跟我擁抱打招呼，跟他相比，我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他比我年長還不想退休，我卻已經有氣無力了，天天盼著退休的日子趕快到來，我只能用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這句話來安慰自已。
在這個symposium，負責我們系seminar的教授坐在我旁邊，她曾經上過我的分子生物課，對我非常友善，我藉機問她能否安排我給個學術演講。三個星期前我在台灣講過10次我的維他命D研究成果，從聽眾的反應我知道這個故事是相當吸引人的，但我從來沒在系中講過。我給她一非常簡短的介紹，她也認為我的研究成果相當有意義，當下就同意給我機會，她說9月26日原本安排的演講者不能來，我可以填補這個空缺。為了這個演講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以我在台灣演講的內容為基礎，加上一些臨床用維他命D來治病成功的例子，我認為這個演講應該會非常的精彩，系上很多人知道我即將退休，這將是我的 “last lecture”，應該會有很多人來聽。那天雖然來了不少人，但比我預期和想像的相距甚遠，系上幾乎所有的大頭都沒來，我雖然失望，還是盡我最大的能力講完了，但我深深覺得我的時代已經過了，我要退休的決定是正確的。
印城台灣同鄉會申請501(c)(3)之事
2019年對印城台灣同鄉會來說也是一值得紀念的一年，年初因銀行發現我們沒有Tax ID (事實上是EIN,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將我們的帳戶關掉，給了我們兩張Cashier’s 支票，我拿了這兩張支票心裡真是極度的恐懼，因若被偷或丟掉，同鄉會所有的錢都不見了。因此必須想辦法將這兩張支票存進銀行，支票是開給台灣同鄉會，必須存到台灣同鄉會的帳戶，但前提是要有EIN才能開戶。因全美台灣同鄉會認為印城台灣同鄉會是其分會，我們問全美台灣同鄉會是否能用其EIN 來開戶，他們毫不猶豫的說不行。印城台灣同鄉會有幾位前會長都嚐試過替同鄉會申請一501(c)(3)免繳稅非營利的資格，以得EIN，但都沒完成。事實上我們需先申請EIN，再申請501(c)(3), 我們都知道申請這些東西是相當麻煩的，因此咨詢了一律師，他說可幫我們申請，但費用大約要 $1500 – 3500元，這真的把我嚇壞了，若是$3500，這是我們2018年在International Festival擺攤的全部收入，是幾十位同鄉們的血汗錢，這種錢我不忍心也不敢花下去，於是我決定自已申請。
我花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去了解申請EIN 和501(c)(3) 的方法和細節，發現申請EIN最簡單的方法是 online 申請，但我試了好幾次都沒成功，我於是去跟銀行的人說我們的EIN申請不下來，能否破例讓我們開戶，這個銀行官員說他在銀行做事幾十年了，從來沒聽說過EIN申請不下來的，暗示我實在是太笨了。我於是向國稅局 (IRS) 提出書面申請，但等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消息，我打電話到IRS查詢，接電話的人很熱心幫忙，我在線上等了40分鐘後，他跟我說找不到我們申請的記錄，要我FAX原來的申請表給IRS但在表上註明 “Second Request”，我照做了，兩個星期後我打電話給IRS詢問，接電話的小姐說我們的申請巳經批淮了，在電話中就給了我EIN, 有了EIN後我馬上去BMO Harris Bank 開戶，將兩張支票順利的存進去了，我認為我完成一件天大的事，心情頓時覺得非常輕鬆愉快，已經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三個星期後接到IRS的信，証實我們的EIN，但我發現這個信上的EIN與我先前打電話查詢所得的EIN不同，我馬上又打電話到IRS詢問，結果發現我第一次郵寄給IRS我們的申請表後沒幾天，IRS就給我們EIN了但沒通知我們，我FAX給他們原來的申請表後，IRS又給我們一個EIN，這下子我們有兩個EIN了，我又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將其中一個註銷。幾天後高清海收到IRS的信說我們很早就有EIN了，不能再申請另一個EIN，原來高清海於10幾年前當會長時申請過EIN，但一直沒下文，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們的online申請為什麼失敗，online 申請是由電腦操作，書面申請是真人操作，這是一電腦有時候比人腦聰明的例子, 現在我們正準備將高清海所申請的EIN註銷掉。
EIN拿到後, 我就著手申請501(c)(3), 這只能上網申請，我必須先設立一申請人帳戶，然後再替同鄉會申請，我知道這個申請不一定會准，填申請表時特別的小心，再三的請我大女兒幫我看填的對不對，她雖然沒有申請501(c)(3) 的經驗，但畢竟是個律師，比較知道細節問題。我上載填好的表格後，幾分鐘就收到一電郵説IRS無法從我們的銀行用ACH的方法領取 $275元的申請費，我打電話問IRS怎麼辦，接電話的小姐說我可寄給他們一張 $275元的銀行滙票，我馬上照辧。同時我也詢問銀行為什麼我們的帳戶不能用ACH轉帳，結果發現我們開戶時，銀行人員把我們的帳號寫錯了，我馬上要求他們改正。寄了$275元的滙票給IRS後，等了一個多月沒有收到任何消息，我就再打電話給IRS, 令我非常驚訝的是接電話的人說IRS只接受ACH轉帳不接受滙票,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只能重新申請。這次的申請倒是非常順利，很快就收到IRS的電郵説我們的申請手續已完成。結果我們申請501(c)(3) 總共花了$550元，我對IRS這種不同人説不同話的現象非常的生氣，對我們付兩倍的錢也非常不服氣，於是寫了一封信給IRS要求退款，但我不認為IRS會接受我們的要求，我想我們只能認命了。我對501(c)(3) 的申請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 心裡有非常足夠的準備接受被拒絕的命運。出乎意料之外，大約六個星期後，IRS來信說我們的申請已經被批准。我收到這信之後高興的無法形容，我認為這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成就之一，我打算將這封信裱起來，放在我家的供桌上，每天對它頂禮膜拜。很奇蹟的是大約兩個月後IRS退給我們$275元，雖然一波三折，我們終於成功了，省了$3500元。
我每次向人家説我要退休了，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問我說退休以後要做什麼事，因脊椎骨受傷，我無法做需要體力的工作，我常常幫朋友和學生們修改英文文章，也有相當的自信這事我可做好，因此我想繼續這個工作，但不會將之當做一賺錢的事業，只希望此事能讓我保持忙碌，不會覺得退休就是靜靜的等待我此生的結束，祈求上天保祐。
李昭鋐
Indianapolis, IN
chlee@iupui.edu
1st draft: November 20, 2015
1st revision: July 25, 2016
2nd revision: January 21, 2020
Posted on 11/29/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