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夢 (My American Dream)

吳良也 (Frank Wu)

我們是幸運的一群。眾多的同學隨著時代的潮流來到美國，無論是學成歸國或繼續留下來做為第一代移民，都能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我在六十年代末期落腳於伊利諾州的芝加哥 (Chicago, Illinois)，輾轉到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 (Birmingham, Alabama)，科羅拉多州的丹佛 (Denver, Colorado)，終於定居在印地安那州的印地安那波里斯 (Indianapolis, Indiana) 。醫學再教育七年，開業四十年。回頭看自己走過來的路，原先並沒有明確的規劃，隨機而動，似乎充滿了偶然。好在船到橋頭自然直，能夠在這個自由、民主和充滿機會的國家安身立命，領略理想中的美國夢 (American Dream)。

我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來美國。之前在新竹空軍基地醫院當一年醫官並回台大小兒科當住院醫師一年。來美的第一站是位於 Chicago 的 Cook County Hospital。當時好友吳德朗、洪悠紀已在同一家醫院工作一年，周省三則在另一家醫院工作。德朗在我離台前來信建議如何安排當實習醫師的流程，以利將來申請住院醫師的機會。我記得第一個實習的地方是小兒科主任 Dr. Ira Rosenthal 當主治醫師的一般小兒科的病房，這個病房各色各樣的病人都有。Dr. Rosenthal 為人嚴謹，知識、經驗廣博，在他手下工作兩個月想必得到他的肯定。當時在 Chicago 的教學醫院包括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Rush Medical School, Loyola Medical School 以及 Chicago Medical School。來美六個月便得開始申請第二年住院醫師的工作崗位，目標是能進入一家教學醫院。

在 Cook County 當實習醫師工作繁重，每三天值班一次，每次值班，急診住院的病人很多，難得休息。第二天開完早晨會報後還得繼續照常上班。除了處理病人之外，Intern 還得抽血、驗尿、親自做顯微鏡檢查，並經常送標本去實驗診斷科。在這期間我認識了當時實驗診斷科的主任 A. S. Markowitz Ph.D.，我們稱呼他 Dr. Mark。Dr. Mark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服役於駐雲南、緬甸的美國軍隊，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時事深感興趣。他人和藹可親，知道我是從台灣來的對我特別親切，我們常有機會討論有關中國和台灣的事。在我開始申請住院醫師不久，我向他提起我的意向。他聽了之後極為熱情的說，芝加哥各大學醫院的小兒科主任他都很熟，他將一一打電話給他們推薦我。大概是他的電話加上 Dr. Rosenthal 的介紹信，我在不久就收到芝加哥大學附屬醫院小兒科的通知去 interview。

當時主持 interview 的是小兒科代主任 Dr. Howard Wright。他看來是一位年長的學者，在他的辦公桌旁堆著厚厚的一疊申請文件。我們面談了一些時候，我看他在那一大疊文件的底層找到我的申請書。他便抽取出來一手放在最上面，轉頭微笑的對我說芝大小兒科決定錄取我，六月底 internship 結束便前來報到。我驚喜之餘，在辭行前問他是否應該簽一個約。他面帶笑容地說：「這是一個君子協定。我們不需要簽什麼約。」 “This is a gentleman’s agreement. We don’t need a contract ! “就這樣一言為定，我在 Cook County 當實習醫師結束便登上芝加哥大學之門。

我在芝大小兒科當兩年住院醫師。第一年住院醫師權責包括督導實習醫師以及醫學生，往上向主治醫師報告。我因為經過台大小兒科一年及 Cook County intern 一年的歷練，頗能稱職。第二年住院醫師的 elective 十分自由，我前後六個月選擇臨床免疫學 (clinical immunology)，在 Dr. Raymond Peterson 的指導下工作。當時我全天候照顧一位先天性免疫力完全缺乏 (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 的嬰兒。這位嬰兒接受骨髓移植的治療，骨髓取源於母親，與病兒只有一半相同的組織相容性。整個移植的手續在無菌環境的 Iaminar flow bed 進行。移植後病兒活了41天，當時是全美國第二個做這種治療的嘗試。兩年後這個病例發表，是我見諸於醫學雜誌的第一篇文章。

Dr. Peterson 生性豪爽樂觀，對我十分賞識，因為他的鼓勵引發我對免疫學的興趣。在芝大住院醫師第二年結束後，經由他的介紹前往 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Birmingham Dr. Max Cooper 的實驗室從事免疫學的研究。 Dr. Peterson 和 Dr. Cooper 以前都是在臨床免疫學的宗師，Dr. Robert Good 的旗下研究有年。Dr. Cooper 只長我八歲，他以研究產生抗體的 B-cell 免疫系統馳名國際，當時已經著作等身。他待人熱誠可親，視我如兄弟，一開始我們便以第一名稱 (First name) 互相稱呼。

剛抵達 Birmingham 時，我幾乎完全沒做實驗的背景，每遇到一個新的步驟或做切片檢查，Dr. Cooper 一定跟我一起做，直到確認我能獨立操作為止。他對研究有極高度的熱忱，有時近乎瘋狂，令人佩服。我受到他的影響，日以繼夜，埋頭苦幹。記得有幾次從事細胞培養的實驗，從下午四點鐘起每隔三個小時需要測試一次，直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鐘為止。我一直待在實驗室裡。當我拖著疲憊的腳步走回離實驗室不遠的宿舍時，東方天際已白，啁啾鳥聲此起彼落。那一段時間著實很忙，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埋怨之聲恐怕超過歡呼之聲吧!

我自己有兩個研究主題，一是從各種先天性免疫缺乏症了解正常 B-cell免疫系統的構造和機能。一是探討 B-cell 從胚胎時期開始的發展和分化。三年下來我自己以及和他人合作發表的文章總共十七篇。我自己的主題研究分別在兩種頗具份量的期刊發表，包括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在這期間我體會到從事科學研究有嶄新發現時的驚奇和喜悅，但也逐漸了解自己基礎科學的基礎不夠紮實，如果繼續走學術的道路可能遭遇相當的限制和困難。我又想畢竟我從小立志學醫，目的是做一個良好的醫生，將來朝臨床發展會比較得心應手。我因此決定在 Birmingham 工作結束後，選擇以免疫學做基礎的過敏科做為將來開業的專科。

National Jewish Hospital 「國家猶太醫院」是一家歷史悠久，有關氣喘、過敏、肺病的治療、研究中心。它座落在科羅拉多州的丹福 (Dener , Colorado)，並與科羅拉多州醫學院相關連。我在一九七四年來此做一年過敏科的 fellow。這家醫院以治療慢性氣喘最為出色。病人包括成人、小孩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經由地方醫師的介紹長期住院，達三個月至一年之久。病人接受極為詳盡的觀察和檢驗。光是新住院病歷往往長達十幾頁。在住院期間各種藥物的使用，搭配得到仔細的調節。因為長期住院，fellow 有充分的時間與病人家屬互動、了解病人並和病人打成一片。

一年之後，我向內科主任 Dr. Richard Farr 辭行，他嘉許我之餘很誠懇的說，如果他的家人有病，一定毫不遲疑找我當他們的醫生。或許他對許多fellows 都這麼說，但當時聽了感到極為溫馨，並增強我做為一個良醫的信心。

屈指一算我來美已經七年，好似再經過一次不同的醫學教育。不過我深知在母校七年的培養已經賜給我相當紮實的臨床基礎。我已結婚生子，在此轉個話題，談談我們的小家庭。

我是在醫學院五年級的時候經親友的介紹認識黃純純。當時我正在成功嶺受訓。我對她一見傾心，但她的反應冷淡，讓我莫名其妙。直到我們結婚後，她才說當年我剃了一個水兵頭，又瘦又黑，雖然是台大醫科的學生，將來如果嫁給我，可能是一個大的風險 (a great liability) ! 不曉得甚麼打動了她的芳心，在我當實習醫師後不久，她的態度改變，我們從此雙進雙出，情投意合，真正嘗到相戀相愛的甜蜜和喜悅。她當時就讀台大國際貿易系，我在軍官服役後，回台大小兒科一年就是等她大學畢業。

純純在一九六八年八月抵達美國，晚我兩個月。他前往伊利諾州一個小鎮 Normal 「諾瑪」念書。在當地有一個美國家庭 Duncan and Kay Miller 教授夫婦以及他們的女兒 Ruth , 照料純純非常親切。往後我們與 Miller 一家經常聯繫，對他們感念不已。那年冬天我們就在吳德朗和洪悠紀的宿舍訂婚；隔年三月我們在 Normal 結婚。當時一切從簡，我婚前的頭髮是德朗幫我剃的，而純純的禮服是向朋友借的。純純的舅舅劉寬平先生當女方主人。他十三年前來美闖天下，已經在實業界展露頭角。我的大姊、大姊夫從遠地開車前來，他們充當男女儐相。婚禮前一晚的排練晚餐由舅舅做東。婚禮後的接待酒會由 Miller一家包辦。接待酒會一結束，純純竟然即刻脫下新娘禮服，捲起衣袖，下廚房煮了一桌菜餚，讓親友得以飽餐，上車趕路回家。純純在台灣是一位名門閨秀，從來不進廚房，她的烹飪經驗僅止於在烹飪補習班上過兩個星期的課。這就是我們「美好的昔日」，我們在美國極其簡單，純樸的開始。

從台灣來美國是人生的大轉折，幸好有純純在旁相扶相持，讓我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努力向前，安然渡過人生的旅途。每次遇到重要的事，諸如申請進入芝加哥大學醫院的面談，或兩年後前往 Dr. Peterson 家請他修改骨髓移植文章的初稿，純純都陪我開車一起去，隨侍其側。在 Birmingham 研究的期間不時親自從家裡送來晚飯，讓我餐後能繼續在實驗室工作。

一九七五年我前來印地安那州的首都 Indianapolis 開業。印城是每年五百哩大賽車的聖地。選擇印城的原因有三：1)這裡過敏科的醫生尚少，蠻有發展的機會。2)我的幼弟吳群也在這裡的禮來藥廠 (Eli Lilly) 工作，可以互相照顧。3)印城與芝加哥同屬於美國中西部，住在這裡就如同回歸我的第二故鄉芝加哥。當時我們的兩個小孩子，David 已經四歲，Christopher 才一歲。家裡的事，裡裡外外包括孩子的教養都歸純純負責。他們兩人都受過完整的醫學教育，各自選擇風濕科 (rheumatology) 與人合夥，在不同的地方開業，沒有人「子承父業、克紹箕裘」，選擇過敏科！

我們同學來美行醫開業都相當成功，我也是其中幸運的一位。我所持的信念是病人優先、病人第一。”The secrete of the care of patient is in caring for the patient”「照顧病人的無上秘訣就是對病人的關心。」二十世紀初期的一位美國名醫 Francis W Peabody 的這句話是我的座右銘。

我的診所是典型的 Mom and Pop shop「夫妻店」。這種經營方式在昔日的美國和台灣好像還蠻普遍的，但時至今日差不多已經完全消聲匿跡了。開業不久純純就逐漸投入。起初我對她的英語溝通能力有些擔心，後來我看得出這是多餘的顧慮。沒隔幾年她變成了沒有領薪水的診所主管 (office manager)，這包括在開業後期邀請 Dr. Carol Fosso 來合夥的時期。純純待人親切，人緣極佳，是一位典型的「先生娘」。常常有人對我說：「你很幸運，有這麼一位能幹的太太當幫手。」我只能笑著答道：「你搞錯了，不是她替我做事，而是我做她要我做的事，她是我的老闆，She is the boss！」

抵達印城不久我就加入印地安那大學醫學院以及我所屬的 St. Vincent 醫療體系當志工教員。騰出一部分時間教導內科、兒科和家庭科的住院醫師和醫學生，同時一年幾次在醫院的 grand rounds 以及 noon conferences 做演講。

我有一個病人是在印城南邊一家醫院服務的語言病理學家 (speech pathologist)，她專門為非以英語為母語的成年人矯正發音與腔調。感於增加英語溝通能力的重要性，我請她私下教授每週一次，修完她所提供的課程。同時，我參加健言社 (Toast Masters Club) 前後達五年之久。在這段期間我竟然也曾得過健言社區域性「一般演講」和「幽默演說」的第一名！不過話得說回來，長大以後學另一種語言，無論如何用功，就好像小腳放大，進步總是有限度。

季節性的過敏性鼻炎是過敏科常見的一個毛病，病因亦即「過敏原」起於在不同季節散佈在戶外空氣中的花粉和霉菌孢子。大約從九十年代開始，透過美國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Allergy , Asthma & Immunology) 的呼籲，美國各地紛紛成立戶外過敏原的觀測站 (Pollens and Molds Sampling Station) 。有系統的收集、檢驗並適時傳送信息給當地為數眾多的病患與大眾媒體。那時我已開業多年，心想這未嘗不是回饋社會的一個好方法，並且進一步可做一些臨床研究。我寫了一個研究計畫。頭三年得到 St. Vincent 醫院基金會的贊助。收集花粉、胞子的儀器，就設在診所辦公大樓的屋頂。

這個計劃得到一位美國朋友 Mrs. Margaret Mathews 很大的幫忙。Margaret是一位自然博物學者 (Naturalist)，早年從中學教職退休。她在印城一大型公園當義工已經二十多年，我就是在週末她所帶領的「野花漫步」(wild flower walk) 認識她的。她知道我的研究計劃之後，答應全力幫忙。照著時序的進展，從地面上積雪的二月天一直到晚秋落葉為止，她經常提供正在開花的花木標本，這些標本是鑑定顯微鏡底下的花粉不可或缺的參考。當我提議從研究金支付她的車馬費時，她慨然婉拒。她說她這樣做是基於自己的興趣和我們彼此間的友誼。從那時起我們成了忘年之交，一直到她前年逝世為止。我們合作的研究，“Allergenic Pollens in Indiana”「印第安那州過敏性花粉的研究」在一九九六年美國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年會發表。

一九九九年過敏、氣喘及免疫年鑑 (Annals of Allergy , Asthma & Immunology) 刊出了我與幾位印州同行合作的有關過敏原研究的文章。我們的結論對以往所持的觀念有所修正。隔年在過敏學會的年會上意外的被選為具有實用價值的一篇文獻，並提出來討論。

大約有八年的時間我積極的參加有關過敏和氣喘新藥的臨床試驗 (clinical research)。那一段時期我有機會前往美國許多地方，以至於國外馬德里、曼谷、新加坡和日內瓦等地開會。過敏藥 Allegra 開始上市時，我應邀在「新藥發表會」上負責把這門藥介紹給從印州各地前來與會的開業醫生。這一次「發表會」有一個小插曲。在我演講之後有一位原籍菲律賓的女士前來向我說她很為我感到驕傲與高興，因為我以一位亞裔的醫生卻能夠在美國主流社會醫療界做這樣精采的演講。她的先生是在印州北部的一個小鎮開業。一位素不謀面的女士如此的稱許讓我感到欣慰。我也應邀回台灣偕同 UCLA 醫學院臨床教授 Dr. Seldon Spector 和台大胸腔科教授郭壽雄醫師在台北、台中和高雄介紹治氣喘新藥，Accolate。這些活動純純多是同行，在旁照料我。

從九十年代開始「印城月刊」雜誌 (Indianapolis Monthly) 每兩三年刊出印城的「最佳醫師」(Top Doctors) 。連續十五年每回出版我都榜上有名。至少有兩次我的名字也在「美國最佳醫師」(The Best Doctors in America) 的專集上出現。據了解出版者是根據「開業醫生問卷調查」的資料做篩選。能在刊物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固然可喜，但我明白榜上有名並不保證自己就是一位好的醫生，不被選上也並不意味就不是一位好的醫生。個人是否是一位良醫，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我在兩年前退休，開業行醫達四十年。來美生活、工作始終兢兢業業、盡力而為。好在一路走過來，處處得到良師益友的指點迷津、幫助提拔，讓我在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安身立命，並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庭。我們的兩個兒子 David 和 Chris早已成家立業、生兒育女。(見圖)

David、Jen 一家

Chris、Kris 一家

David 和 Jen 有兩個女孩子。Chris 和 Kris 有兩個男孩子。孫兒孫女的來臨增添不少我們生活的樂趣。這幾年真的體會到含飴弄孫之樂。Jen 是義大利人的後裔，Kris 則是德國人/英國人的後裔。美國是民族的大熔爐，我們吳家第二代，第三代便如此完全的融入其中。而我們從台灣帶出來的基因就好像涓涓細流不知不覺地注入了如汪洋大海般的美國基因總匯 (gene pool)!

回首過去五十年我何其幸運有純純這樣一位「良」伴攜手同行、同甘共苦。有她來分享快樂，快樂倍增；有她來分擔憂傷，憂傷減半。我們已經步入黃金年華，面對前面要走的路，我相當樂觀。因為有良伴同行路遠不遐遙。人生如夢。近乎五十年的美國行就是我的美國夢 (My American Dream)。